●邓小平同志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
●邓小平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外行管内行，我这个外行管你们这些内行。”
●裴丽生指出：“科技普及，有需要代价的方式，也有不要代价的方式，不能事事伸手要钱。除技术承包外，其它方式也不可忽视。”
● 中央决策
共和国故事·科学春天
政治局决定召开科学大会
1977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召开。
当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提出，要考虑开一个全国科学大会，把科学工作者的劲鼓起来。
在这次会上，中国科学院的方毅、李昌和武衡作了关于如何恢复和开展科学技术工作的汇报。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在1977年冬季或1978年一二月份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委负责筹备。
有关全国科学大会的安排，基本上是按邓小平关于整顿科技工作的设想展开的。
知识分子问题、科技发展问题一直是建国后中央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拟从整顿科学院入手，恢复科研工作秩序。邓小平明确地提出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说：
把科学研究搞上去。
1975年7月22日，胡耀邦受命来到科学院。在这段时间里，胡耀邦雷厉风行地进行了拨乱反正，给科技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胡耀邦在科学院时说：
我们一定要把科学搞上去，政治和政治工作是不一样的，政治是挂帅的，政治工作是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政治工作如果不能推动科学的发展，就是失败的。如果破坏了科学工作的发展，那就是反动的政治工作。
胡耀邦主持制定了科学院《汇报提纲》，提出了一系列将科学工作引入正轨的措施。
1975年10月25日，科学院召开“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
胡耀邦在会上深情地说：
搞四个现代化，科学是中间的一个。三大革命运动，科学有三分之一，科学极其重要，四个现代化没有科学现代化，就不会有其他的三化。所以，我们要做奋斗。
胡耀邦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就点个小油灯，在灯下看书学习，现在是什么条件，虽然还是很困难，但还是有电灯啊，要抓紧时间。最后这25年的时间，就是发誓也要把中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
胡耀邦建议到2000年，再到这里开个大会，来庆祝我们这个“新长征”的胜利。
胡耀邦最后说：
我今年是60岁，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年轻人上来讲话了，不是我们这些人上来讲话了，如果我能挣挣扎扎活到那个时候，我就让我的小孙子用手推车把我推到台前边坐着，我抽支烟，看你们在台上讲演，庆祝这个长征的胜利，我也分享这个快乐。
听了胡耀邦的讲话，台下成千的科学家们都流眼泪了。
胡耀邦为振兴科学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也可以说这是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奏。
1977年5月，邓小平对当时的主要问题作了思考。他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对中国的道路到底如何走的问题作了回答。他认为要从科学技术着手，多次谈话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约方毅和李昌谈话。
5月24日，邓小平又和王震、邓力群、于光远谈话。
这两次谈话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都强调了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必须抓教育，一定要在党内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
邓小平认为，中国要走现代化建设之路，要改革，就必须寻找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科学技术。
当时，邓小平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谈话时，他说，要搞建设，没有人才、没有科学知识怎么搞。
1977年6月2日，方毅召集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国防科工办、国家计委、教育部、石化部、卫生部、农林部、一机部等单位负责人，讨论成立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落实有关筹备工作。
6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由方毅任组长，包括李昌、武衡、张爱萍、李耀文、方强、姚依林、刘西尧等16人组成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6个工作组。领导小组组长后来改为邹家华。
其中，秘书组负责筹备工作办公室的日常行政事务，并为科学大会的会务工作作准备，文件起草和简报组负责起草通知和编发工作简报；评选组负责评选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要表彰和奖励的科技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人物以及重要科技成果；宣传组负责大会的宣传报道；展览组负责筹办一次全国科学技术成果展览会。
1977年7月1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做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
随着筹备工作的全面展开，全国上下迅速形成大办科学的热潮。
国务院各部委和许多省市都是第一书记亲自抓，省市委、部委专门讨论科技工作，并召开一万、几万、几十万，甚至一二百万人的动员大会和广播大会，发动广大群众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中央决策的力量是巨大的，全国人民和广大科学工作者一起，开始企盼科学春天的到来。
邓小平主持科教坐谈会
1977年8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开始召开。
这次座谈会是由邓小平提议召开的，他还亲自主持了这次座谈会。
被邀请到会的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王大珩、数学所的吴文俊、声学所的马大猷、化学所的钱人元、物理所的郝柏林、生物物理所的邹承鲁、地理所的黄秉维、大气所的叶笃正、半导体所的王守武、上海硅酸盐所的严东生、地质所的张文佑、上海有机所的汪猷、计算技术所的许空时和高庆狮。
其他的与会者主要来自高等院校、中国农林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
这个名单体现了邓小平所期待的科学家队伍的老中青，特别是中青年的构成。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会议组织者对来京的科学家和教授的生活起居做了周到的安排，特地派专车接送已经70多岁的苏步青教授、杨石先教授和金善宝教授。
８月４日，明亮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照进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两排红丝绒沙发上坐着来自全国各地的33位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教授。
在当时，大家坐得很随便，邓小平采取了同科学家和教授们聊天的方式。他一坐下，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亲切地对大家说：
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这两条战线怎么搞，请大家发表意见。
说到这里，邓小平指指方毅说，这个工作“方毅同我一起抓”，“说他帮我或者我撑他的腰都可以。我说些空话，放点空炮，助点威风”。
接着，他宣布，这个座谈会请方毅主持。
邓小平说，整个座谈会他不可能都到，自己有时间就到，没有时间就到不了，座谈纪要是肯定会看的。但最后的结果是，与会的科学家和教授们都欣喜地发现，实际五天的会议，邓小平从头到尾，一次不落地出席了全部议程。
邓小平先燃起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亲切地与在座的专家学者们打招呼。他语调平稳地说，到会的科学家中，他“只有少数人认识，说过话的一个也没有。看来是多数在四五十岁，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我看有希望。”
然后，他介绍了召开这个座谈会的目的，他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邓小平说，自己有一个想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从科学教育着手，所以中央、国务院讨论分工时，我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
邓小平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外行管内行，我这个外行管你们这些内行。”与会的科学家和教授们畅快地笑出了声，因为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本来就对这位个子不高的老领导怀有特殊的好感，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邓小平做了这样一个开场白之后，方毅开始主持会议。
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发言。他说应该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废除高校招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恢复高考制度。这一建议获得其他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其实，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1977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但是，招生办法依旧采用原来的办法。招生文件，也在8月4日送到邓小平手中，但1977年还是按照老办法招生，当时几乎已成定局。
邓小平听完大家的发言，转身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今年高考招生还来不来得及改？”
刘西尧说：“要是推迟招生日期，那还来得及。”
邓小平当即表示：“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
这样，恢复高考的决策定下来了。
高考制度的恢复，影响了全国无数青年和整个教育界，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知识界的面貌。
在场的科学家没想到，自己大胆建议献策，如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恢复知识分子名誉；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改变用非所学等建议，均得到了邓小平的当场拍板。
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亲自询问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的情况，专门邀请他来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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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上午，在这个座谈会结束时，邓小平作出重要讲话，对科学、教育问题作出了系统论述。他提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
他特别强调，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
《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执笔人，这次科教座谈会纪录的整理者吴明瑜后来回忆说：
人们谈起这次座谈会多强调其在恢复高考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会议的内容和意义远不止于此。
让许多与会者感到最温暖的，永远津津乐道是邓小平同志在会议上的当场拍板。
这个七嘴八舌的“情况收集会”，成为半年之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思想的蓝本。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评价这次座谈会时，他说：
如果说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技春天的到来，那么这次会议就是春天前的惊雷。
科教座谈会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前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它为全国科学大会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邓小平同志通过这次座谈会，让科学家们了解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科技发展的最新决策。
裴丽生推动科协的恢复
1977年12月，在北方重要城市的天津，中国金属学会等5个学会的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亲自参与组织这几个学术讨论会。
中国科协是群众团体，是“科技工作者之家”。它的恢复，有助于整个科学界的恢复，有助于全国科学大会的胜利召开。从此，中国科技群众团体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关怀下，经过裴丽生等人的不断努力，在半年多的时间内，150位科协的委员终于都有了下落。
那些还健在的科学家，在各省市、各部门党委领导的支持下，分别被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或党籍。这些委员们感谢党，感谢科协，也感谢裴丽生同志为重建科协做了一件很得人心的工作。
科学家找到以后，当务之急是如何把科协的学术活动办起来。科学家终生从事的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大业。如果能够抓住学术活动这根链条，就把科协的组织恢复、政策落实等项工作带动起来了。
出于这个原因，裴丽生在把科协成员请回来以后，就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全国性学会的学术活动中去。
这几次学术讨论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恢复后的第一个重大举动，是在科技工作者中影响巨大的一次盛会。当时，只要是接到通知的科学家，全部都到会了。
这些科学家们见面之后，激动得拥抱握手。大家坐在一起，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那种含着笑、流着泪的动人情景，用言辞是无法形容的。科学家们感谢科协做了一件好事，会议的学术探讨气氛也极好。
裴丽生对长期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老专家做了细致的工作，使持不同学术见解的专家们能够友好相处。
在天津五学会活动的带动下，到1977年底，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有23个已经相继恢复了正常的学术活动。
裴丽生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协系统的北戴河会议，并在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中，推倒了把科协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体的错误定性和不确切定性，第一次系统明确地指出：
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团体，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之一，它是党团结和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是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助手。
这一表述在中央1979年97号文件中得到确认。
1978年1月，裴丽生与有关领导商量后，召开了各个学会的理事长会议，各学会理事长全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从此全国性学会的学术活动全面恢复了。
会议结束时，由新华社发表了各学会及理事长的名单，在当时，这表明落实政策。
1978年，裴丽生在普遍促进全国性学会恢复的工作中，重点抓了5个大的学术讨论会。
1978年，中央批准召开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裴丽生主持下，科协起草了向中央作的《关于召开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将全国各地科协最关心的几个问题都写了进去。
中共中央在该报告的批复中，肯定了科协党组的意见，并指出：
科学技术协会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团体，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之一。它是党团结和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是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助手。
中央第一次就科协的性质、地位、作用作了明确的界定。
1978年，中国航空学会发起举办航空夏令营活动，因有关部门资金困难无力进行，裴丽生知道后，立即给国务院写报告，获得批准。又从空军和国家体委取得支持，成功举办了活动。
此后，科协又取得了航海、煤炭、地质等部门配合，开展了此类专题的夏令营活动。
促进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始终是科协业务中富有活力的部分。裴丽生为青少年科技活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见到裴丽生，大力称赞科协发起青少年与科学家见面活动搞得好，指出它对转变社会风气，促进青少年学科学起了很大作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率先开展学术活动的学会带动下，1979年以后的学术活动更呈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之势，而且对国家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首创性的见解与倡议，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1979年，中国科协的许多重要学术活动都是紧密围绕四化建设开展的。
在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中国水利学会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学术讨论会等活动中，都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
上海市科协组织专家对宝山钢铁厂原料堆场的地基问题也提出了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成为当代中国科技咨询事业的发端。裴丽生对此反映敏感，及时抓住不放。
在裴丽生的积极提倡下，中国科协及一些学会和一些省市科协都把科技咨询服务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特别是以华罗庚教授为首的多学科专家，对安徽省皖西自然资源和两淮煤炭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举行了综合考察，提出了全面系统的开发建议。
中国科协把这次考察活动专题报告了国务院。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了科技咨询服务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科技部门走向社会化的一种形式。
1980年9月，中国科协成立了科技咨询服务部。当时，科技咨询的开展遇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科协能不能以经济办法来开展工作，如何收费？对参与咨询工作的科技人员是否给予适当报酬？在中国科协内，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另一个问题是，科协是个群众团体，不像科研院所大专院校那样，拥有大量科技人员和必要设备，如何开展工作？
裴丽生用一年多的实践经验回答了这两个问题。裴丽生指出：
科协系统开展科技咨询工作，除依靠少量的专职工作人员外，主要依靠它所属的全国性学会和省市学会等，通过多种形式发挥各单位科技人员的潜在力量。
裴丽生同时认为，科技咨询的着眼点是服务，收取一定的咨询费用是应该的。这不仅有利于咨询服务工作的开展，也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
经过与财政部协商，科协与财政部共同制订了《科协系统及所属学术团体科技咨询服务收费的暂行规定》。
1980年3月15日，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出席了会议。
邓小平接见了出席中国科协二大的全体代表，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还亲切会见了新当选的科协主席周培源。
这次会议对科协领导机构进行选举，裴丽生坚持了民主办会的原则，反对行政指令。裴丽生认真执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指示，在人选问题上，不定条条框框，实行差额选举。
选举前，他广泛地与科学家沟通思想，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名单都是在大会过程中产生的，科协没有事先拟定名单。
虽然当时工作紧张些，但选出的新领导成员，代表们基本满意，中央也基本满意。
裴丽生还建议在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候选人名单中增加沈其益、陶亨咸、王寿仁3位科学家书记。此议获得中央批准与二届全体委员的一致赞同。
在这次大会上，裴丽生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中国科协第一副主席。
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科技团体发展史上一次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大会，是继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技界的又一次盛会。
为全面恢复学术活动，并提高学会地位，由裴丽生提议，1981年春节期间在人民大会堂安排了中国科协所属的各全国性学会的学术会议。此举大大提高了科技工作者办好学会的积极性和荣誉感。
1981年4月，裴丽生积极促成召开了中国科协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经验交流会。为了加强学术期刊的出版工作，他曾主张创办一个学术期刊出版社。
学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出版学术期刊。学术期刊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载体，是取得发明发现世界首创权的主要凭证，是科学家一生呕心沥血的记录。
从1980年年底开始，裴丽生又下大力气抓县科协、厂矿科协、公社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和农业技术承包的工作。
裴丽生认为没有县科协，省科协的工作无法落实；没有乡镇科普协会，县科协就没有广泛的基础。而且认为在中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搞科协工作，不能走西方只搞若干个学会的路子。
1981年12月，中国科协召开了公社科协和农业（包括多种经营）技术承包经验交流会议。在会上，裴丽生作了《大力开展群众化社会化的科普活动，把科学技术及时送到八亿农民手里》的报告。
裴丽生首先分析了技术承包产生的时代背景，总结了技术承包的内容、形式、科协系统组织此项活动的方式，以及技术承包的作用和效果，并抓住了此中的要害，即技术要不要商品化问题。
裴丽生指出：
在我国现时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过去那种“国家拿钱，农民种田”，没有经济技术责任制的方式，是农民难以接受的。
科技普及，有需要代价的方式，也有不要代价的方式，不能事事伸手要钱。除技术承包外，其它方式也不可忽视。
在这个报告中，他还阐述了科协如何帮助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增加经济收入；加快建设群众化的科学技术普及网，大力支持农民组织的各种专业技术研究会；重视农村集镇的地位和发挥农村专业户、科技户的作用；既重视组织科技人员的专业队伍，也大力组织农村的土专家、田秀才队伍等。
1982年，农民自发成立起各种各样的专业技术研究会，出现了“冬瓜大王”“番茄大王”等一大批“土专家”“种田秀才”。
裴丽生对农村出现的这些新事物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是农村改革合乎逻辑的发展，我们应该双手欢迎。比如，中国科协和四川科协抓住四川省新津县农业技术员邱维华技术承包这个新生事物，通过推广，技术承包便在科协系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到1983年，全国70％以上的县恢复建立了科协组织。裴丽生还多次请求国家在财力和物力上予以支持。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关心下，由面包车改装成的“科普车”，被分发到部分县市科协，这些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科普手段的专用车，便利了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
从1980年到1982年，裴丽生集中主要精力推动各省市自治区科协代表大会的召开。他先后参加了10个省市的科协代表大会。在大会致词中，宣传科协的性质、地位、作用，表彰各省市科协的工作成就和当地科学家的杰出见解与感人事迹，还对各省市党政领导重视科技工作，关怀科技工作者，为科技群众团体的活动创造条件的举动表示赞誉和感谢。
裴丽生饱含深情地肯定了科协系统的广大干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创造生气蓬勃的新局面作出的贡献，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学家和科协干部。
从科学院到中国科协，从行政岗位到群众团体，有一个转变过程。裴丽生很快适应了这个变化。他主持科协工作后，十分强调依靠科学家办会，为科技工作者服务。
裴丽生非常尊重科学家。在周培源当选中国科协主席后，裴丽生经常上门向周老请示汇报工作，倾听周老的指示和意见。
为了多听听科学家对某项工作的看法和意见，而又不影响他们的科学研究，裴丽生常常利用节假日或利用晚上登门拜访。
有时科学家之间对某个问题产生意见分歧，如某学会该不该加入科协，某件工作该不该由科协来做等，裴丽生总是耐心听取和尊重各方意见，采取讨论办法，让科学家自己决定。
每到一地，他都与当地科学家见面、座谈，听取科学家的意见与呼声，据此改进工作，或向党政领导反映。
科协组织恢复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裴丽生接到反映历史遗留问题的信件时，都立即批示有关职能部门同当地党政部门联系，一件一件地加以落实，有的还直接反映给省市党政领导。如著名柑桔专家曾勉的政策落实问题，连续抓了几年才见到成效。
中青年科学家是科技队伍的中坚，工作担子很重，家庭负担也很重。80年代初期，中青年科学家早逝和患病屡屡发生。
裴丽生多次主持会议，讨论保护中青年科学家问题，并向社会呼吁，向组织部门反映。对年老多病的科学家，他常常挤出时间，登门拜访。
有一年夏天，高龄的裴丽生到上海考察工作时，冒着酷暑，到华东医院探望著名生物化学家曹天钦，又及时向上海有关方面反映曹先生的要求。
围绕将科协办成科技工作者之家这个宗旨，裴丽生还组织职能部门为科技工作者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呼吁；对杨联康等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及时开大会予以表彰，并开展向他们学习的活动；开展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为在职科技工作者学习新兴学科领域的知识创造条件；在学会领导班子的选举中增加中青年成分，推荐和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向党政领导岗位推荐有组织能力的科学家；推广重庆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的经验，为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发挥余热创造条件。
1983年，中国科协成立科技咨询服务中心，裴丽生、华罗庚为总顾问，由20多位各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的中心委员会进行领导。科协系统的咨询服务工作此后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1984年初，国际上正在兴起新技术革命热潮。裴丽生感到对干部进行新技术革命知识教育，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追踪世界先进技术，站到新的产业革命前列的极为重要的事情。
为此，他请中国科协的有关部门迅速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国家科委、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联系，及时举办了20次《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聘请全国知名学者专家钱学森、马洪、宦乡等21人讲课，听课的都是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事后编成集子出版，发行30万册，在全国有较大影响。
裴丽生非常重视科协系统的干部培训工作、科协自身的理论研究和科协活动规律的探讨。他积极促成科协干部培训班的建立，分期分批轮训干部，讲授科学技术发展史、自然辩证法、科学管理和科技群众团体概论。这个培训班有效地提高了科协干部的科学素质。
裴丽生在国家科委第二期科技管理研究班和中国科协第三期科技管理干部学习班上，作了《关于科学技术群众团体及其活动的初步探讨》《科协的工作任务与自身建设》两次讲课。
这是中国科协系统就科技群众团体的发展历史及其活动规律的首次系统探讨，它对科协干部熟悉业务、掌握规律、提高自觉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广泛宣传迎接科学大会
1977年8月29日，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要点》。
“要点”的主要内容是：
1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科学实验革命运动的伟大意义。
2要大造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声势。
3要宣传深入揭批“四人帮”。
4要宣传在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科学兴旺发达、捷报频传的新形势。
5要表扬先进，特别要表扬有发明创造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
6要大力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
在政策的号召下，全国各级宣传、文化、出版部门立即行动起来。文化部发出通知，要求有关单位摄制、创作出更好的、以科技工作为内容的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作品，为科研工作大干快上，为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大造舆论。
1978年1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不久，这篇作品犹如热流一样流遍了全国。这篇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为中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作了最好的思想舆论准备。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写作的时候，是经历一番周折的。当时，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花了很大气力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在全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动员和鼓舞科学家投入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来，成了当时重要热点之一。
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在政策的号召下，《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希望能在此时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借此推动思想解放的大潮，为全国科大会的胜利召开助一份力。但写谁，由谁来写大家一时没有主意。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提出要见中国的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陈景润是何许人也，当时编辑部的人并不了解，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
经过努力，编辑部的同志终于了解到这位数学家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同时，还听说了有关他的许多传言，有人说他不食人间烟火，还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
编辑部同志们商议之后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也很支持这件事。至于作者，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著名作家徐迟。
徐迟虽然是一位诗人，但写过不少通讯特写，特别是他比较熟悉知识分子，估计能写得很好。几天后，徐迟风尘仆仆地从扬子江边赶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
在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里，徐迟和编辑部的周明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
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接待了他们。李尚杰是一位深受科学家爱戴的转业军人干部，陈景润对他更是百倍信赖，什么心里话都对他述说，李尚杰对陈景润也是倍加爱护和支持。
李尚杰认真地向我们讲述了陈景润钻研科学的故事。后来，陈景润也来了。他个头儿不高，面颊红扑扑的，身着一套旧蓝制服，是一个十分朴素的人。
李尚杰向陈景润说明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周明又特意向陈景润介绍说：我们特约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登攀科学高峰事迹的报告文学，准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陈景润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徐迟，噢，诗人，我中学时读过你的诗。哎呀，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了，对陈景润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
陈景润笑了，天真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当晚，周明向《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作了汇报。听过周明的汇报后，张光年感觉不错，当场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问世。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经过艰苦的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终于完成了这篇报告文学。《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在头条位置把《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了。
《哥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包括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内的全国各界读者，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都找来一遍又一遍阅读，有的人甚至能够背诵出来。
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陈景润几乎家喻户晓，天天都有大量读者来信飞往中科院数学所；同样，由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宣传扩大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徐迟也每天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他非常激动。
徐迟后来曾说：
应《人民文学》的召唤，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
这篇作品让知识分子成为了报告文学的主角，生动地描绘了数学家陈景润的传奇经历，呼唤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
《哥德巴赫猜想》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陈景润勇攀科学高峰的形象，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
中共中央宣传部门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制造舆论，全国的科学家也积极地响应科学大会的召开。
邓小平同志更是通过一系列谈话，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当时所营造的氛围中，人们对科学大会的早日召开充满了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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