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大会上说：“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叶剑英为全国科学大会写了五绝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郭沫若在科学大会闭幕式上说：“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 大会召开
开始筹备全国科学大会
1977年6月6日，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由方毅、李昌、武衡、张爱萍等16人组成。
领导小组成立后，主要作了以下工作，起草会议的主要文件；编印《简报》；审定100多分典型材料；评选先进集体814个，先进科学技术工作者1158人，优秀成果7000多项；筹办了民用口和国防口两个科研成果展览会；还安排了接待、保卫、组织和会务方面的工作。
1977年8月29日，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要点》。
1977年8月，中共中央十一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正式宣布：
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1977年9月5日至9月15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召开。
会议讨论了代中央草拟的《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研究了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典型材料、评选办法、规划工作、成果展览等各项筹备工作。会上还印发了叶剑英副主席为科学大会写的五绝诗《攻关》：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大会召开两天前，聂荣臻赋诗《攀高峰争朝夕》祝贺：
华旸出谷天下明，阴霾一扫九州通。
昂首赶超新距差，顿足狠批四帮凶。
廿余沧桑足堪训，奋起攻关新长征。
且喜《沁园春》意好，今朝更待《满江红》。
大会召开后，叶剑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又泼墨挥毫写下一首新词《祝科学大会——调寄忆秦娥》：
追科学、西方世界鞭先着。
鞭先着，宏观在宇，微观在握。
神州九亿争飞跃，卫星电逝吴刚愕。
吴刚愕，九天月揽，五洋鳖捉。
这首词概括了世界科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我国科学的发展同西方世界的差距，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指出了主攻方向，并指出，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未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事业一定要胜利，一定能胜利。
9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
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方毅被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更加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和方毅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刘西尧等座谈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凭其智慧和勇气，为全国科学大会的顺利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9月2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传达《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和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的精神。
9月23日，《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在电台、报纸全文广播和刊登公布，直接同全国人民见面。这篇长达12页的“通知”指出：
中央决定，1978年春，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全国科学大会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深入揭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交流经验，制定规划，表扬先进，特别要表扬有发明创造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体科学技术工作者，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通知”同时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能不能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
“通知”深入批判了“四人帮”在科技战线的倒行逆施，阐述了新时期我国科技事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包括建设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制定科技规划，坚持学习和独创相结合等。
“通知”同时肯定了建国20多年来科学工作的路线、方针和科技人员的努力，提出要恢复研究生制度，恢复职称制度等等。
通知还明确指出：
要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当恢复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保证科学研究人员每周至少必须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
早在科教座谈会期间，就有人提出要保证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邓小平当时插话说，前边要加上“至少”两个字。这一点不仅写进了召开科学大会的通知，也写进了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刚开始提出“六分之五”时，有的觉得办不到，有的心有余悸，生怕弄不好要“挨棍子”，还有个别人想不通。后来党委意识到，保证“六分之五”，绝不是一个时间安排的一般性技术问题，而是要不要开展科学实验、高速度发展科技事业，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
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很多地方特别是知识分子荟萃的地方，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在科学大会的筹备过程中，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都把筹备工作作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积极开展科研工作的契机。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推选大会代表和特邀代表；推荐先进典型和优秀科技成果；分别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整顿和充实科研单位的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恢复技术职称，提拔了一批专家学者。
安徽省委对5000多名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进行合理调整，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上海、广东等地都召开了科学大会，表彰科学技术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科技战线出现了新面貌。
许多省、市、自治区召开了不同规模的科技工作会议或科技人员座谈会，表扬在科研工作中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鼓励他们努力钻研业务，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是全国科学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自中央发出召开大会的“通知”后，相继召开了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和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制定了《1978年—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
科学大会通知发布以来，各地出现了向科技部门写信，提建议，献成果，荐人才的热潮，仅中科院每天就收到人民来信二三百封。
这一系列举措，很快扭转了科研工作长期停顿的局面，使科技界在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做好了充分准备。
筹备组起草科学大会讲稿
随着全国科学大会进入筹备阶段，方毅同志负责筹备工作。当时刚上任的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童大林负责大会的文件起草工作，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则负责起草组的日常工作。
因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大会筹备组需要从中央各部门借调大批干部帮忙。曾做过中宣部秘书长的童大林，对胡平有所了解，知道他文笔不错，就推荐胡平参加文件起草组的工作。
文件起草组的主要任务，是代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起草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方毅的工作报告，同时进行调研，搜集资料，写成简报，供领导和大会代表参考。
需要起草的几个文件中，最重要的是华国锋和邓小平的稿子，因为政策声明都在这两个稿子里，由吴明瑜和林自新负责起草。当时，吴明瑜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林自新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吴明瑜、林自新两个人都曾多次听过邓小平的谈话，对邓小平的思想比较熟悉。他们从邓小平作为科学教育主管领导人的角度出发，在写作中吸收了邓小平同志当时的一系列讲话精神。
邓小平在1977年对科学、教育问题作了一系列精彩论述。邓小平曾鲜明地提出：
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
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这个问题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
吴明瑜两人为此还专门查阅了“马恩全集”中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寻找充分的理论依据。
华国锋作为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他的稿子必须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吴明瑜和林自新商量之后，决定征求一下胡耀邦的意见，当时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但非常关心科学工作。胡耀邦建议华国锋的讲话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建国。胡耀邦说：
旧社会有很多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提出了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不成功，为什么?因为政治没有改变，政权还在反动分子手上，它根本不会去推动科学工作的发展，更不可能来搞教育兴国。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叫科教兴国或者科教建国。
胡耀邦的这个设想与邓小平当时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在当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就是说要科教兴国，要搞四个现代化，突破口就是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在于教育，要培养人才。他们高兴地接受了胡耀邦同志的建议，把两个稿子拟好了。
讲话稿写好后，先送方毅听取意见，又请胡乔木帮助修改。改定后，两个稿子同时送上去。
邓小平看后说：“科委给我起草的讲话稿，我看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多半都是我讲过的话。”
邓小平的讲话稿一共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有两个主要论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引用了马克思的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
第二部分讲科技队伍建设。
第三部分是科技工作的一些实质性的措施内容，包括党如何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科学工作中如何配备干部，怎么选拔人才，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方针等具体内容。
邓小平认为第三部分也很重要，他有一次跟外国人讲，“我在科学大会上的发言，讲的第三部分不为很多人注意，大家没有注意，其实很重要，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非常喜爱。
1989年他会见外宾的时候又说了一段话，他说：
过去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不够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讲“第一”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个序列问题，他讲的是“第一重要”，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因为科技推动了其他的生产力。
讲话稿体现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和多次讲话精神，他只调整了个别段落和字句。并很快给了回音。
不久，邓小平的这份讲话稿又送到中央审阅。
1978年2月底，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商谈讲话稿的修改问题。邓小平说：我还有一些话想讲一讲。我想讲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的书里写过了；第二个是关于又红又专；笫三个是关于科学技术队伍；第四个是关于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在邓小平谈话以后，邓小平在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稿由胡乔术负责修改。
胡乔木按照邓小平的要求，概括了邓小平1975年和1977年以来对科学技术的一系列论述，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阐述了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来，又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建议修改一个标点符号；第二条意见，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这个意见与邓小平同志讲稿里的意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称，是指知识分子的整体队伍。说“有了一支”，是多大的比例呢?
吴明瑜等与方毅同志讨论时明确提出了这个看法，方毅同志立即向邓小平汇报。
邓小平说：“第一条意见接受，标点符号你们改一改；第二条意见不改，维持原样。”
邓小平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科学家们献身祖国的热情。
3月25日，会议组织者在碰头商议时，提出进一步完善大会闭幕式的构想，就是在闭幕式上再请一个人来讲话，目的是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来与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相呼应。
大家自然想到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又是人大副委员长，同时又是诗人，在国外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这个身份来讲话再合适不过了。
但问题是做这个决定时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时间了，郭沫若仍卧病在床。会议开幕式时，他就是从医院直接来到主席台就座的，而且不能久坐。由他亲笔写讲话稿已经不可能，所以会议组织者请文件起草组为郭沫若院长起草一篇讲话稿，给大家再鼓鼓劲，把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推向高潮。
这时，胡平提议请作家徐迟来写这篇讲话稿。徐迟刚刚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对科技界很有感情，同时他本身是诗人，能很好地把握郭沫若的思想。这个建议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当天下午，胡平来到徐迟的驻地友谊宾馆。见到徐迟，说明来意，徐迟答应胡平第二天来取。
第二天，胡平如约来到徐迟的驻地，取到了稿子。
回来的路上，胡平仔细地看了徐迟的文章，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徐迟的文章浪漫而松散，作为一个诗人对科学大会的感想，发表在报纸上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大会闭幕式上的正式结束语，就不太合适。
回到会务组，胡平把文章交给领导，大家都觉得不能用。怎么办?再找人写已经没有时间了。
负责人童大林说：“不考虑在外面找人了，就在我们内部找吧。”
主管文件起草的吴明瑜推荐胡平：“老胡，你来写。”大家都表示同意。
胡平接受了任务。他同时提出一个要求，回家闭门写。领导同意了。
临走前，胡平还征求了吴明瑜的意见，问他这篇稿子应该写些什么。
吴明瑜建议他谈谈科学与幻想的关系。因为幻想会激发科学家灵感，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一下。
胡平夹着一个旧书包，离开了筹备组所在地的京西宾馆，坐上公共汽车回家。从京西宾馆回家的路上，胡平紧闭双眼，苦苦思索。会议的精神已经领悟了，科技界的一些情况，他也比较熟悉了。但是，文章应从哪里下笔呢?
沉思中的胡平无意间睁开眼睛，他向车窗外望了一眼。这时已将近四月，路边一片新绿，到处开满了鲜花，春天到了。
大半年来，胡平吃住在宾馆，整天泡在文山会海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外面节气变化。这时，忽然看到这一片绿色，就像春天一下子走到了面前。胡平的灵感迸发了。
胡平想：
科技界，科学家得到了解放，科学规划也开始了，这不是科学的春天吗?春天就是转折，就是突破。那么，这次科学大会正是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标志。我就抓住这个突破，这个转折。
胡平赶紧掏出笔记本，写下了《科学的春天》这个题目，接着匆匆忙忙写下了当时各种想法，生怕回家时就忘记了。
回到家里，胡平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开始埋头写作。
首先，胡平站在郭沫若的角度进行了一番思考。他认为，郭老有三种身份，既是国务活动家，又是科学家，还是一位著名诗人，所以他的讲话应该体现出这三方面的特征。胡平从这个角度出发，论述了社会主义与科学的关系。
接下来，胡平又从自己的思路出发，谈了人才的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急需要大批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人才，包括思想、理论、文化、科技各方面的人才。
然后，胡平又写了科学工作者所应具有的态度。这就是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假。但同时，科学又需要幻想，需要不断创新。
胡平于是写道：
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神话，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最后，胡平从郭沫若角度，对老中青三代科学工作者提出要求。
在最后，胡平又用诗一样的语言作了结尾。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等全部写完，天已经快亮了。胡平又修改了几个地方，重新抄了一遍，就往京西宾馆赶去。
来到宾馆，胡平首先找到文件组的几个同志，把稿子给他们看，让他们提意见。
大家看后一致地说：“老胡，很好，很有新意，符合上面的要求。”
来自农业部的大秀才贺修寅说：“老胡，有的地方扯远了，得改一下。‘甘罗十二拜上卿’可以删掉，我们的少先队员不要去拜什么上卿。”
胡平认为非常有道理，就把这句话删掉了。
稿子交上去后，领导小组作了仔细审阅，最后童大林、吴明瑜都认为：这个稿子还不错，决定采用。
最后吴明瑜又动手，对个别词句做了润色和修改。
文章立刻被打印出清样，送到郭沫若手里。
郭沫若躺在病床上，边看边点头，最后要了一支笔，在一个地方加了几个字，然后，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三个字：“郭沫若”。
后来，这篇书面讲稿收入了教科书，成为中国科学发展史上耳熟能详的名篇力作。
“科学的春天”也由此成为许多老一辈科研人员最温暖的记忆，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最具有转折意义的标志性符号。
隆重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1978年3月18日，正是万物复苏的时节。在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隆重举行。
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彩色画像，画像两侧是迎风飘扬的10面红旗。两条红色巨幅标语横贯大会会场，一幅是：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另一幅是：
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主席台上还悬挂着郭沫若为大会题写的“全国科学大会”的横幅。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等与5000多名科技界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
当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笑容满面地登上主席台，并在前排就坐时，全场欢腾起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在主席台前排就坐的还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郭沫若、韦国清、乌兰夫、方毅、苏振华、余秋里、张廷发、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陈慕华、赛福鼎、王震、谷牧、康世恩，以及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罗瑞卿等。
出席大会前，郭沫若还在住院，病情很严重，行动很困难，医生不同意他出席大会。郭沫若说这样的大会，我不能不参加。医生只得为他做好一切准备，同意他赴会，但时间不能长。
后来，郭沫若坐在轮椅上被人推上了主席台。但当时郭沫若的病情实在严重，所以大会开了不到一半，就被几个人连人带轮椅一起抬下主席台，送回了医院。
在主席台就坐的除了各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和国防科委的负责人、大会领导小组成员、各代表团团长之外，还有老中青科学家：马大猷、王大珩、王淦昌、叶笃正、朱光亚、华罗庚、严济慈、苏步青、吴征镒、汪德昭、张光斗、陈景润、茅以升、林巧稚、侯祥麟、钱三强、钱学森、高士其、黄昆、童第周……
许多已入古稀或耄耋之年的老科学家，彼此握着手，老泪纵横。吴征镒、吴征铠、吴征鑑一家出了3个院士，这次会上，重新相见，无限感慨。
出席大会的包括台湾省在内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中直和国家机关，以及解放军和国防工业部门，共32个代表团。参加这次空前盛会的代表中，有820个先进集体代表和1189个先进个人。其中，年纪最轻的只有22岁，80岁以上的有31人，年纪最大的90岁。
这位90岁高龄的科学家是我国地质学界的老前辈何杰教授。他早年创建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后来又在9所大学连续任教几十年。他曾和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一起，培养了许多地质科学工作者，桃李满天下。参加大会的地质工作者，有12位是何杰的学生。
成都地质学院59岁的罗蛰潭教授，在会上一看到自己的老师何杰，马上前去伸出双手，扶着老师走进了休息室。何杰说：“别看我老了，我还没有退休，还要为地质工作做贡献，不久前我还为国家写了一份发展我国矿业科研的意见书。我希望能亲眼看到2000年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15时，大会开幕。在开幕式讲话中，邓小平操着他那口浓重的四川口音，作了重要讲话。首先他提纲挈领地指出：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接着，邓小平谈到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说：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起草组的林自新后来说：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科教领域落后的严重性是邓小平讲话后才明确提出的。这个讲话就是针对和回应了当时政治界和社会热烈争论的问题。
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
文件起草时有人就反对，应该改成继续坚持“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提法。邓小平还是坚持了原稿。
起草组的吴明瑜说，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说了“科技工作者是劳动者”，在科教座谈会也强调了这一点，这是他一贯的观点。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
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是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的老师。他听了邓小平的讲话，频频点头。大会间休息时，休息厅里一片欢乐，大家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71岁的著名科学家王淦昌说得好，“四人帮”时期我们有压力，那是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现在也有压力，但这是鼓舞人心的革命压力，这种压力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
邓小平在科学大会讲话的第三部分中，着重阐明了科学技术部门的各个研究所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他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向科学家们诚恳地表白：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讲到这里，会场上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了邓小平的讲话。邓小平这句话，说到了科学家们的心坎里，也为各级科技单位和部门党委领导人，给出了一个最准确的定位和示范。
邓小平说，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他说：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需要，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也都应当有相应的转变。
邓小平指的转变是针对当时科研单位用非所学，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提出的。早在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就明确主张科研院所应该配备“三套马车”：一个党委书记，热心科学和教育，多半是外行，当然找内行更好；一个研究所所长，能组织领导科研工作是管业务的，这应当是内行；再一个是管后勤的，即后勤部长。当时，邓小平就提出由自己来当后勤部长。
说起邓小平当后勤部长，还有一段故事。
1975年，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得知我国著名半导体物理学和固体物理学专家黄昆，从北大物理系发配到电子仪器厂边教学边在半导体车间劳动。
邓小平当时很生气，他严厉指出：“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他是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
年近花甲的黄昆调到半导体所后，科学院又配备了所党委书记和管后勤的副所长，组成了“三架马车”。
邓小平的谈话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经邓小平讲话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科学家们的反应非常热烈。南京天文台的台长张钰哲，已经70多岁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老泪纵横。过去被当作异端的知识分子，现在成为领导阶级的一部分，终于成为自己人了，张钰哲怎能不激动。
农科院院长金善宝激动地说：“我今年82岁了，但此时此刻，我心中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我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
上海生物所所长冯德培说：“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以后，过去很多争论都解决了，这样大家都可以放手放心干事情了。”
聂荣臻和邓小平都接见了陈景润，当时还照了一张很有名的合影，影响很大。
3月24日下午，华国锋作了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讲话，指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亿万人民的切身事业，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方毅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方毅的报告分三个部分：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新阶段；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全党动员，大办科学。
方毅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确定了我们在本世纪内的奋斗目标，决定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方毅在报告中对《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作了说明。他说，我们的规划应该是一个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规划，一个高速度发展的规划，一个先进的规划。
方毅说，8年规划纲要，对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国防、交通运输、海洋、环境保护、医药、财贸、文教等领域和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两大门类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做了全面安排，从中确定了一批研究项目作为重点。
8年规划纲要（草案）还要求把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等八个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重大新兴技术领域和带头学科，放在突出的地位，集中力量，作出显著成绩，以推动整个科学技术和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
方毅说，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
方毅还在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他说：
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中心，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技术，配合有关部门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综合性的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要侧重基础，侧重提高。
此后，中国科学院提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办院方针。
3月27日至30日，每天上午分组活动，交流工作经验，下午则为全体大会，由代表作大会发言。
在大会发言者中，除按惯例有一批领导发言外，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一批科技专家，包括物理学家周培源、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润、生物农学家金善宝、吉林大学教授唐敖庆、大庆总地质师闵豫、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物理室主任陈篪、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院孙家栋、成都工具研究所工程师黄潼年等。
3月30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介绍中国科学院贯彻中央关于“科学院要整顿，要把科学研究搞上去”指示的情况和经验。
1978年3月31日下午，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式和授奖仪式，大会表彰了862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75项优秀科研成果。
大会闭幕前，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篇讲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虹云代读。
女播音员声音抑扬顿挫，饱含深情，掷地有声的念道：
我的这个发言，与其说是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的心声，毋宁说是对一部巨著的期望。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会场上顿时响起一阵阵春雷般的掌声，掌声经久不息。
《科学的春天》成为全国科学大会上的亮点之一，也成为许多科学家终生难忘的记忆。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期间，大会秘书处先后收到各地区、各部门向大会献礼的科技成果1319项，收到贺电、贺信、建议、其他来信共2万多件。
这次大会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
核物理专家高潮后来回忆说：
开了科技大会，回来就发现研究所的气氛非常热烈。解放了！解放了！我们组织“科技苦战能过关”，大家从早到晚干活，好像都不知道累一样。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
会后，全国上下奋起直追、争分夺秒，大家发誓“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当时有的科研人员周日也不休息，陪来北京的亲戚逛半天颐和园，还为“浪费”半天时间心疼得流下眼泪。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后，科技报纸和科普版面增加，有的地方科技报的发行量甚至超过了百万份。
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美好的理想、最时髦的职业。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长大要当科学家！”当时报纸说的完美男人都是科学家、工程师。一时间，城市的女孩子都要找科技人员当丈夫。陈景润就收到了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近千封情书。
全国科学大会的胜利召开，解放了知识分子，促进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大发展。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科学事业一日千里，带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起来。
组织制定科技规划纲要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上，与会代表热烈地讨论《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规划纲要（草案）》。最终，这个8年规划草案在大会上获得顺利通过。
全国科学大会带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科学规划的制订则为这个春天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制订科学规划，是全国科学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1977年1月，中央派方毅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重新建立党的领导机构。
1977年3月，中国科学院理论组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重新肯定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后来，中国科学院又通过学习《论十大关系》，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等活动，使“科技人员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召见方毅和李昌，就科学和教育问题作了谈话。
邓小平强调：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行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5月30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联合召开会议，听取方毅、李昌和武衡汇报科学院的工作。这次会议强调科学实验是三大运动的重要方面，对科学技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会议还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委负责筹备。
1977年6月22日至7月7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中央会议的精神，方毅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院长远规划座谈会，率先开始制定本院战略规划及各学科3年和8年计划。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到会的不仅包括科学院所属各单位，还有有关部委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科技部门的干部和科学家。
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科技政策的最新精神，回顾了新中国科技发展历程。
方毅指出：
中国在一些重要的新技术领域拉大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基础理论研究的许多领域处于停顿状态；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中的许多重大科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科技队伍“青黄不接”；科研设备和实验手段相当落后；学风被破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尽快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会议讨论了《1978年至1985年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草案提出包括分子生物学在内的5个重点科研项目和3项重大科学实验工程，即高能加速器、重离子加速器和大型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
为了恢复科研工作秩序，决定采取一些重大措施：
1、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2、重新建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3、各单位设置一名专管后勤工作的副所长；
4、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逐步恢复；
5、加强各所的研究室，选择具有一定条件的科技人员任室主任和课题组长；
6、建立各类人员的考核制度；
7、通过试点招收和培养研究生；
8、对学非所用、安排不当的科技人员，要逐步予以调整；
9、对受审查未作出结论的人员尽快作出结论，结论不当的予以复查改正；
10、保证科技人员每周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
会议还专门论述了加强基础理论科学研究的观点。强调：
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科学研究，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研究要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近期需要和长远需要的研究工作，要统筹兼顾；在伟大的科学实验群众运动中，专业科技队伍应当起骨干作用；党的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热心科学，熟悉业务，成为内行。
搞科学发展规划是邓小平一直赞同的。
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
过去国家科委搞了1956年到1967年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到1962年就基本完成了，后来又搞了十年规划。我总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需要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
8月中下旬，中国科学院召开了连续10天的各部委科技规划座谈会。
1977年9月27日至10月31日，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了全国基础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央有关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科技部门共220个单位1200多名代表。
会议分别就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六大基础学科和各分支学科制定了规划，然后提出了《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草案)》。
规划纲要提出的分阶段的奋斗目标是：
从现在起，在三五年内，科学院和高等学校要初步建立起基础学科研究体系，继续发展一些学科某些方面的优秀成绩和领先地位，扎扎实实地全面地向着赶超世界先进的科学水平进军。
在8年内，要建成学科门类齐全，中央和地方互相配合，拥有一批现代化实验室的基础学科研究体系，全面展开各学科的研究工作，在一些学科的某些领域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在基础学科的更多方面作出优秀成绩和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到20世纪末，基础科学各分支学科要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有相当部分赶上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个别学科要居于领先地位。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79年1月批准了这个规划，并在批语中指出：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不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考虑，不搞基础科学研究是不行的。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转发《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8年规划纲要》。
“纲要“包括前言、奋斗目标、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科学研究队伍和机构、具体措施、关于规划的执行和检查等几个部分，确定了8个重点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
“纲要“提出了“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方针。
“纲要“提出我国科学技术工作的8年奋斗目标是：
部分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或达到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专业科学研究人员达到80万人；拥有一批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基地；建成全国科学技术研究体系。
这一时期，还制定了《科学技术研究主要任务》、《基础科学规划》和《技术科学规划》。
规划实施期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及“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为发展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81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要依靠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分层次组织好科技攻关。
国家计委、经委、科委为此组织各领域专家对《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进行了调整，并选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形成“六五”科技攻关计划。
为确定攻关项目，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多次论证会、评议会或讨论会。
1982年5月25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会议，严东生副院长主持会议，由计划局、各学部及院农业研究委员会、能源研究委员会、环境科学委员会、管理科学组共同商议，提出第一批备选重点项目。
1982年9月21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中共中央书记处报送《中国科学院组织科技攻关情况的报告》，确定8个方面的37个攻关项目。
经过协调，最终确定农业增产技术、能源开发及节能技术、资源开发与材料、电子技术及装备、环境与生态、新技术等六个方面的26个项目作为科学院第一批重点攻关项目。其中16项列入国家攻关计划，另10项为院级攻关计划。
1982年11月30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六五”科技攻关计划，将“8年科技规划”的108个重点项目调整为38项，包括114个子课题。
攻关计划通过后，国家主管部门分别与各主持研究单位签订攻关专项合同，明确各个项目的指标和主持单位的责任。中国科学院在114个子课题中参与主持的有23个，从1983年起全面开展攻关工作。
到1985年底，所有攻关项目都基本按照合同要求完成预定计划，取得多项攻关成果，大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得到推广应用。
“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形成实施，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它是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以后，中共中央为中国科技发展做的一个规划。
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中国的科技发展步入了正轨，并奔向光明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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