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灏从香港回来后，马上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对此，有些人不能理解，便打电话质问李灏。
●深圳市政府一纸公文，让王健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任命，出任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
●王健骑着自行车去向投资管理公司的总经理董国良借这笔钱。没想遇上个豪爽人，董国良一口就答应了。
● 各项准备
共和国故事・成功尝试
深圳发展证券市场
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实行企业股份化，发展资本市场、为企业进行直接融资，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
深圳的决策者们在开创经济特区的试验中，设计和领导了这两个轮子的制造，并亲自驱动其前进。
深圳市在全国率先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改造成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1986年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提出把原企业改造成由国家、其他企业和个人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1987年5月，市政府决定由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深圳发展银行首次以公募方式，采取自由认购办法，向社会公开发行39�65万股，每股面额20元，筹集资金793万元作为股本金。
1988年4月，深发展股票首次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挂牌，拉开了深圳股票交易的序幕。
万科、金田、石化、宝安、物业、华发、中厨等原属国营企业都改造成公众公司，对社会公众发行了股票。
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是全国首创的第一家证券公司。1985年，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名义起草了成立特区证券公司的报告，在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刘鸿儒的支持下，由金管司司长和主管行领导于1985年9月9日签发批文。
1987年11月14日，特区证券公司由深圳人民银行独资兴办，改组为10家金融机构出资组建的股份制证券公司。
1988年1月8日，公司挂牌的当天仅收购了400元国库券，数额虽小，这可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首笔交易。
1987年，他们承销了深圳发展银行发行的股票，1988年4月11日又与深圳发展银行签订协议，将深发展股票挂牌买卖，成为深圳股票柜台交易的先驱。
此时，深圳特区证券公司一身三任，既当包销商，又作柜台交易，还负责进行买卖股票债券的登记和清算。此时为了推销深发展股票，特区证券公司全员出动，同深发行的员工一起走街串巷，上门宣传，甚至开着大喇叭车摊派推销。有的领导被摊派到任务时，说没有钱买，他们就先把股票给人家，待发工资时再扣款。
有的推销人员在推销中遭到白眼，甚至被扫地出门。这就是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初期运作时惨淡经营的“壮观”景象。
稍后，由于股份有限公司相继成立，上市公司增加，到1989年底，深圳公开发行并上市的股票已达6184万元，市场的参与者达到了4000人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一家证券机构已经不敷需求，需要从机构、人员和设备上有一个突进。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于1989年7月18日，批准成立了中国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两个证券业务部。于1989年9月28日，批准成立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业务部，并分别承销了万科和安达两只上市股票。
从1990年4月底开始，由于深圳上市公司的效益好，掀起了一轮股市狂热，几家证券机构门前人流涌动，柜台业务繁忙，证券从业人员超负荷运转，带来市场秩序的一些混乱，为少数人乘机操纵市场、哄抬股价创造了便利。为了疏通交易渠道，加强对市场的引导和管理，1990年8月至11月，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又批准了几家证券营业部。这样，至1990年底，深圳的证券商已扩大到13家14个网点。
随着证券市场的扩大，很自然的就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规范管理，建立证券交易所就成了眼下的当务之急。
深圳成立证券交易所
深圳特区在刚搞股份制改革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要搞证券股票市场。
在建立股份制公司的一两年后，随着股份制公司的发展，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才逐渐提出建立资本市场的问题。
1985年8月，李灏奉命南下，担任深圳市市长。第二年又出任市委书记一职。当时的深圳，一方面，大规模的建设全面展开，急需筹集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开始了股份制改革的探索。
1986年，深圳市政府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制试点的暂行规定》，一些企业根据规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有的还向社会公众发行了股票。
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首次开始实行柜台交易。这时，探索建立资本市场，特别是创办一个股票集中交易的市场，历史性地摆到深圳决策者的面前。
1988年7月，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率团去英国、法国、意大利考察，证券市场只是其中考察的一项。
在英国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深圳考察团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李灏代表市政府致辞，欢迎英国金融界来深圳投资。
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他提出的问题对李灏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
此时，深圳发展银行等几家公司的股票还是柜台交易，交易量也很大，因此仅仅在柜台交易是不行的。
一回到香港，李灏就开始考虑深圳证券市场体系建设问题。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建立资本市场。然后让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集到更多的发展资金。
李灏最早的想法是找日本大和证券，请他们的老板宫崎勇来当顾问。
李灏与宫崎勇从1980年中日经济知识交流起就开始交往，比较熟悉，关系也不错。但是考虑到日本太远，语言交流也不方便，最后，他还是决定请邻近的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来当顾问。
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负责人冯永祥就派了邱小菲带几个人来，主要帮他们做了三件事。
第一，帮他们起草了一个建立证券市场的总体方案，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要有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登记公司，还要有证券交易所，还要对股民宣传教育等等。
第二，把世界各大证券市场的法规制度都找来作参考，帮助起草深圳证券市场各种法规制度。
第三，帮助深圳证券市场培训证券方面的干部，分期培训骨干人才。
李灏从香港回来后，马上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对此，有些人不能理解，便打电话来质问李灏：“为什么要搞资本市场？”
后来又有人说资本市场不好听，容易被人误解“资本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在当时环境下，大家谈“资”色变。
后来，他们就把资本市场改名为证券市场。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是从这时开始搞的。
1989年9月8日，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及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了《关于筹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报告》。
11月15日，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由王健、禹国刚负责筹办。
确定交易所筹备人员
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始人尉文渊直言，自己最初关于股票知识的启蒙来自于禹国刚写的书。
禹国刚1968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军工厂工作。
1981年的春天，不安于黄土高坡命运的他，拿着变卖家产所得的600元钱，带着老婆孩子闯深圳。在深圳的爱华电子公司工作。
两年后，天上掉下个馅饼，正好砸到禹国刚的头上。禹国刚和另一位叫蔡靖华的小伙子就被选中去日本学习证券。选人到日本学习证券这件事，是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老先生向廖承志副委员长提出的。
冈崎嘉平太1979年开始提出，1979年、1980年、1981年连着提出了三年。廖承志副委员长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会用股票这些资本主义工具，这事以后再说吧。
到了1982年的时候，冈崎嘉平太老先生还是矢志不渝，他又一次向廖承志提出派员的要求。
冈崎嘉平太说：“你这个人真是的，我说过我出钱，你选人，至于学了以后用与不用，大权在你手里，你干嘛每次都婉言谢绝？”
这个话说得很软，实际上表达的意志是很中肯的，就是希望一定要派人。
廖承志心想也是，用不用以后再说，派两个人学了总不会有什么不好，学了证券用不着，只当是出去学日语了。
那会儿中国还没有股票，日本人觉得这是新鲜事，于是《朝日新闻》上就把两位在东京学习证券的小伙子的照片登了出来，照片的背景是东京证券交易所。
后来禹国刚回忆说：
那个记者问我，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不用股票这个东西，派你们两个来干什么？这个问题很尖锐。所以我回答他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叫“学了不会是白学的，”他后面没有往下再问了。他如果再穷追猛打，我真不好说。那时候国家根本没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日本只学了一年，禹国刚就回到了深圳。
国内没有证券这一行业，学了等于白学。他只好重新回到爱华公司，继续干他的老本行。
1989年底，深圳市要筹建证券交易所，副市长张鸿义才忽然想起有这么一个专业青年,于是禹国刚就从爱华被挖出来，跟王健做搭档。
王健原来是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一名副科级干部。
1986年，深圳开全国先例，公开招聘12名副局级干部。时年36岁的王健前去应聘，结果金榜题名，1987年3月当了新组建的深圳发展银行的副行长。
深圳发展银行的迅猛发展，与王健两年半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恰在此时，1989年12月28日，深圳市政府一纸公文，让王健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任命，出任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
当时的股市还处于起步阶段，各项法规没有健全，机构操纵股价的行为时有发生，对于这个新工作，王健非常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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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之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空白。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实在的支持，没人没钱也没有办公地点，更没有任何国内外交易所的资料及法律法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为了赌口气，也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王健上任以后，先办了4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第二件事是找钱；第三件事是找地方；第四件事就是组织人设计交易所的法律法规。
说是筹建深交所，可一没钱，二没地方。王健像密探似地四处筹钱，终于有一天探得消息，证券市场专家小组有一笔20万的经费存在银行里。
王健骑着自行车去向投资管理公司的总经理董国良借这笔钱。
没想遇上个豪爽人，董国良一口就答应了。
接着王健就开始找地方，找来找去，找到了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后代叶华明。叶华明是深圳市科委的领导，看到王健搞交易所如此艰难，叶华明深受感动。
“这样吧，”他对王健说道，“你们搬到科委大楼免费办公，以后交易所就设在科委大楼一楼的大堂。”
后来副市长张鸿义不满意。他说：“设在科委自然安静，但是其影响程度就不如国贸大厦。深圳要走向世界，从长远看，设在国贸大厦影响会更大些。”
国贸大厦总经理马成礼赶紧把三楼的仓库腾了出来。三天后，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的牌子就挂在了国贸大厦的仓库门口。
此时，王健他们又参考了港台证券交易所的法律法规和章程，同时也借鉴了其他国家比较适合深圳实际的一些法律法规，把它结合起来的，形成了一套法律法规草案，他们称它为《蓝皮书》。
他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在半年内就完成了管理模式、管理法规、交易程序、作业流程以及市场规划等方面的工作。
在《蓝皮书》里，他们就草拟了40多个法律法规。我们参照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以及美英的交易法规，在他们的基础上提炼、整理。当然，这也要与中国的国情相联系。最后，他们写成了3本书。
虽然由于他们编撰的时间比较仓促，同时也因为参考的书目也比较多，使得编写出来的文字真有点南腔北调的味道，有港味的，有台味的，还有国外的，显得有点凌乱。
但不管怎么说，它们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最初的、必要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基础。
此时股市的管理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从1990年《蓝皮书》编成，到1991年7月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家体改委、国有资产管理总局联合批文的下达，经历了一年半的时光。
筹备工作真是一步一座山，处处有劫难。
然而，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硬是在要什么没什么的环境里，在短短几个月内，于1990年5月份将深圳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准备完毕，只待上级一声令下，交易所便可进入正常运作。
一听说办“股票交易所”，有人立即描绘了一幅幅自杀跳楼的可怕场面，资本主义赌博、大鱼吃小鱼之类的恶言恶语不绝于耳。
深圳人民银行提出叫“交易中心”的代名词，理由是因为怕“交易所”3个字不好批。
但是市委书记的李灏并没有含糊其词。
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还是批准了筹备组送交的报告，并明示叫“深圳证券交易所”。
这一点足见市领导的决心：
按国际规则打球。
有了市政府的指示，筹备组加快了脚步积极准备。到1990年5月，交易所的店堂装修一新，人员培训按部就班，进展顺利，并在指定时间里完成了培训，应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恰逢此时，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司长前来深圳视察。在参观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他说“可以先转起来，先在我那儿备一下案。但你们必须要改个名，叫‘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比较好。”
为了能够顺利地早日开业，交易所筹备组只得考虑更名再报！交易所筹备组以往起草的文件又都统统改名曰“深圳证券交易中心”。
1990年，上海把浦东开发的一揽子计划提交中央，其中把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列了进去。冷不防在这些计划中加进个交易所，北京当时没在意。
上海一看没驳回，就加足马力赶紧干。1990年1月，贺镐声到北京参加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会议，会议期间，他跑到“联办”去游说，希望“联办”为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助一臂之力。
5月，上海与北京的“联办”合办了一个发展证券市场的国际研讨会。
10月中旬，举办了一个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发展上海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
这次会议遍邀了全球证券界的各路英雄。
在会上，朱�基把18张真空电子股票赠送给这些国际证券界的英雄们。
1990年春，朱�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宣布：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朱�基把这话放在香港说，明摆着要说给隔岸的深圳听，就是想让深圳人着急一下。
确定交易所试营日期
1990年11月，上海首先打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旗号。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也积极响应。
禹国刚后来抱怨道：“老是在我们准备要开的时候就放出一股风来，说北京说了不能开。说真话到今天为止，我都不知道北京谁说不能开。但是由于上交所在报纸上讲出去了他们要在1990年12月19日开业，有他们在前面这一冲我们后边很多事就好办了。所以后来遇到很多事，我当时爱用的一句话我说‘要打板子，上海、深圳一起打，各挨50大板。’他为什么能弄？我为什么就不能弄？而且讲得很清楚我们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嘛！”
于是，王健再一次找到市政府旧题重谈。筹备组认为言之有理，并且事情已经有了先例，上海在先，市政府当然同意。于是，交易所的名字在千回百折之中，磨砺几个月，才算得出这样的大号。
起名一事，尚且如此大费周折，开业之事更难！
1990年5月，深圳股市突然上涨。王健他们请张鸿义副市长与主管机关领导光临现场观摩电脑演示。如果此时交易所一开业，那么深圳证券市场首先进入完全的电子化时代，这无疑宣告了一切幕后交易的终结。
张鸿义看完电脑方案及演示，说：“看来深圳人并不笨。”随后对主管机关的领导说：“是不是就让他们来做吧？”
王健觉得，在电脑交易正式推出之前，一定要制定出一部有关电脑操作的法律条款，于是一部《电脑辅助交易办法》应运而生。
洋洋万言的《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是新中国证券史上的一座丰碑。按照这种“高技术”法规，过去柜台交易中的不法行为再无可乘之机。
《电脑辅助交易办法》还在讨论之中，便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按说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应同是股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次首先发难的就是那些证券公司。白热化的争执，隐隐地告诉人们，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和矛盾。
一个要管，一个不让管，矛盾自然就形成了。官司打到主管机关，“意见不一”、“由简到繁”、“先易后难”。没办法，将《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打入冷宫，坚持要手工操作。
这一举动，在深圳股市的上空划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深圳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市场？人们不敢肯定！因为手工操作无法保证股票市场的诚实，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可能会再度遭受蹂躏。那么主管机关某些人的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电脑方案最终胎死腹中。电脑的运用，并不能用简、繁可以概括它的意义，更没有难、易之分。
一旦电脑方案真正上马，受损最大的就是那些黑幕中的股票掮客，幕后交易也会遭到重创。电脑只认程序，只要程序合理，符合“三公”原则，它是最能保护正当交易、最不易出错的高技术手段，但居然因为那一纸批示而束之高阁。
后来，上海股市借用了深圳率先提出的“无纸化”经验，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功。深圳子宫内的婴儿，居然出生在上海！王健在愤怒之下又写文章，质疑交易所的先进技术作用被严重低估与践踏。
1990年，王健他们的电脑交易系统出台，本来说5月13日开业，不久便成了泡影。开业不得不改成试业，时间定在8月18日。
1990年9月，领导批转的一封群众来信在高层传阅，大体内容是：
现在深圳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统统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跳楼。
关于此信在领导中有人赞同，也有人认为需要调查研究。关于股市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还是造成了深沪股市从大涨到大跌的波动。
到了试业就要开始的前几天，主管部门又打出“北京”的旗号，说“北京”不同意开业。
“北京”不同意开业，深圳市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交易所受命于人民银行。开业问题再次流产，不得不另改时间，又推到了10月13日。
又是在开业的前几天，某行长亲自到北京汇报情况，汇报内容已经无从考证了，等他南归深圳之后，10月13日的开业计划又被扼杀了。
1991年11月20日，王健突然接到北京“联办”总经理王波明的电话。他说：“老王啊，你们第一个筹备的，可是人家上海交易所已经被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了。你们要加把劲了啊！”
王健核实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此时深圳只有几家上市公司，如果上海先开业，两地加起来也不过10几家，那还需要深圳交易所成立吗？
于是，他不得不再次越级向市委书记李灏汇报，要求尽快让交易所进入工作状态，否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将难以出世！
李灏书记听完汇报，拍案而起。其实，他比谁都急。
1991年11月22日，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李灏、郑良玉召集有关方面人员专门听取“交易所筹备组”的汇报。
趁书记、市长等主要领导都在，王健再度重申事情的严重性。
禹国刚在汇报交易所的筹备情况时，还当场进行了演示。
他们一边演示，一边介绍说，现在一切就绪，完全可以开业。电脑的显示屏不停地出现着各种数据，嘀嘀答答的闪光引起市领导的兴趣。
最后王健汇报说：“经过我们交易所集中交易，既规范，又能克服许多弊病。如果实现了自动撮合、自动过户，大量的人为搞鬼便没了机会。之前有些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两个环节一直是被人用手工操作。如果这个操作再有一点儿私利混杂其中，搞鬼岂不是举手之劳？”
直至此时，深圳市政府主要领导才知道股市混乱、交易所迟迟不能开业的症结所在。如今又看了他们的现场演示，市领导心里也有了底：
股市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
李灏与郑良玉说：“今天就是拍板来的。”
聪明的禹国刚见状，觉得时机已到，再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于是，他马上表示：“只要你们敢拍板，我们马上就能开业。”
李灏与郑良玉听了十分高兴。
主管机关一位领导却不冷不热地说：“北京没批，能开吗？”
在场的人都听出话中有话，柔中有刚。空气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禹国刚立即接过话题：“深圳的证券市场乱到目前这种程度，原因就是证券交易所没有尽早开业，我们如果现在把交易所运转起来，把全市交易集中起来管理，现行股市上70％至80%的弊端，我们保证把它干掉。但如果交易所还不能运转起来，乱到最后不可收拾，北京可要找你们算账喽！是不是这样？”
“深圳股票黑市已猖獗到《人民日报》发情况汇编，审计署发《调查报告》，不是北京不批准，是北京不放心。同样上海也有股票交易，却很平稳，北京对上海很放心。”王健也说到。
“你们能不能开业？”李灏书记急切地问他们。
“你们今天能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
“那好，12月1日开业。还是准备得充分一点儿好！”李灏说，“上海定在12月19日开业，我们比他早18天。”
李灏最后决断：“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任何会研究！”
王健和禹国刚激动万分！兴奋之情于溢于言表。
就这样，12月1日成了深圳交易所上上下下日夜企盼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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