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民们在政府出台了涨跌停板制度之后，只产生了片刻的惊慌，随即就处之泰然了，股票从此以每天1％的速度继续上涨。
●江泽民回到北京后，又做了进一步调研，最后决定：继续试点，但暂时仅限于深圳和上海两个城市。
●王健和禹国刚很早就到交易大堂，在开业之前，检查一下最后的工作。证券商的出席代表们都穿上代表衫，一个个全来了。
● 开始营业
黑市促使交易所建立
股市狂飙，自然引起有关人士的深深忧虑。金融界、企业界的专家们面对深圳股市的虚热现象，纷纷写文章，发表谈话，接受记者采访，同时还召开大大小小的座谈会。
1990年8月8日下午，有关方面在深圳市迎宾馆举行了一次题为“深圳股市与深化企业改革”的座谈会。出席的专家、企业家、市领导和体改委的研究人员，对股市的“过热”现象表示了忧虑，不过多数人认为深圳尚未出现少数人操纵股市的现象，理由是调查中还没有发现持股超过总股本5％以上的个人大股东。
同时，深圳市计划局财经处在纲要式的报告中至少是半官方式地对1990年上半年深圳股市作了总结性判断。
报告写道：
深圳股市在经历了约两年的停滞以后，自1990年春开始走向操纵与投机相交错的阶段。这个演进过程符合股票市场从停滞到高涨再到成熟这一阶段性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看来是正常的，其股票热也是必然的。
但另一方面，深圳股市过早地跨进了操纵与投机阶段，且热而不熟，皮焦肉生，国外股市发展一般均有较长的停滞时期，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深圳股市热度在短期内过分脱离企业营运状况，且超前于整个经济的金融增值的进程。
这份报告可以说是对场内交易的肯定，对黑市的否定。然而场内只是零星交易，而真正的市场却在黑市，所谓的“过热”也是指黑市。
虽然深圳市政府把涨幅压低到每天不得超过1％，然而这根本改变不了僧多粥少的局面。
谁都想一夜致富，股民们在政府出台了涨跌停板制度之后，只产生了片刻的惊慌，随即就处之泰然了，股票从此以每天1％的速度继续上涨。
从1990年6月底到10月底，深发展从24元涨到62�32元，涨幅竟达159�67％；万科从7�5元涨到17�19元，涨幅也达到129�2％；金田从8l元涨到215�3元，涨幅165�8％；安达从8元涨至20�89元，涨幅161�13％；原野从52元涨到143�4元，涨幅更高达175�76％。
各地炒股者闻风而动，纷纷涌进深圳。那些在场内买不到股票的人，自然就到场外去寻找猎物，这就造成了场外的需求量急剧膨胀,而手持股票者自然不愿意以场内价抛出，这就导致黑市的成交额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场内的成交额。
由上可知,造成黑市猖獗的主要原因在于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取缔黑市的真正办法是要靠大量股票的上市，然而面对全国一哄而上地进行股份制改造所导致的混乱局面，1990年6月中旬，国务院不得不在批转国家体改委有关“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的文件中，明确做出批示：
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主要是完善已有的试点，不再铺新点。
这就决定了大量发行股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供求矛盾一时难以解决。
在这个文件下达之后，明眼人就清楚地预计到上市公司股票的短缺性与垄断性只会与日俱增，第二波黑市狂潮将是无法避免的。
毫无疑问，扫荡过后，黑市又将死灰复燃。
深圳的股市专家们当然也知道这是两难的境地，也知道火山喷发的可怕，但他们可做的只能是加紧拓展市场，增加交易点。
当时深圳的证券商迅速发展到12家，营业点扩展至16个，证券从业人员也达到了400多人，但供求失衡的情形仍然令交易者不堪忍受。
6月份扫荡黑市之后，购买股票的人必须凌晨1时到证券公司门前排队，等待编号。有了编号之后，再从下午18时起排队到第二天早晨9时，排上16个小时，忍受3次点名查编号，才换来一张委托单。
并且这还只是获得了买到股票的“可能性”，因为还得看有没有人在场内的涨停板抛出股票，这情形真是难于上青天。
在买进股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要想真正不让黑市抬头几乎是不可能的。
政府扫荡黑市的攻势刚刚过去，面对场内每天1％的涨幅，股民们再也难以抑制激情，深圳的黑市交易很快就再次抬头了。
从1990年11月2日《深圳特区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堪忧的黑市股票交易》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黑市以更迅猛的势头重新占据深圳的每个街头，对股民来说，管他黑市白市，只要能买到股票就是好市场。
这种毫无规则可言的黑市交易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1990年10月21日，香港的《天天日报》发布了题目为《股票凶案震动中央，派员南下深圳调查》的长篇报道。10月31日，由深圳司法部门主办的《深圳法制报》公布了案情的真相：
10月17日，某单位民警潘红兵，伙同某村保安员何伟强，对机关干部诈称有深发展的股票要出售给他，许某对此深信不疑，除了准备自己购买一部分外，他又找了数名买主，于当夜在许家进行交易。
不曾想，潘红兵在拿到34万元现金后，突然拔出“五四”式手枪，当场将许某击毙，之后,他与何伟强将其余5人绑架,匆忙驾车逃窜。
在逃跑的路上又遇到一拖拉机与其争道，潘红兵一怒之下，用石头把拖拉机手砸死，继续逃窜，因为慌不择路，导致车子翻覆，被绑架的5人侥幸得以逃脱，直奔公安局报案。
18日，潘红兵被公安人员抓获，19日，处于穷途末路的何伟强投案自首。
这就是1990年震惊全国的深圳“10・17”凶杀案的过程，在报纸报道的标题下面，还打着“提醒市民注意：切忌黑市交易”几个字。
这起内地首例“股票杀人案”再次昭示取缔黑市的紧迫性，不取缔，黑市交易将成为深圳社会问题的制造源。
没有股票就没有股票黑市，但不能因为有黑市就不要股票。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能因为负面效应就不改革，就不要新生事物。
股票使深圳似乎有陷于大乱的感觉，但中央领导却没有取缔深圳股市的试点，这点是非常英明的。
1990年11月，江泽民来深圳参加特区10周年庆典。
面对股市的狂热，江泽民约见刘鸿儒谈对股市的看法。刘鸿儒认为股市不能夭折，这影响太大了。
刘鸿儒在调查之后,对江泽民说:
请您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在中国搞私有化,我们会有办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发展道路。
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也许会走一些弯路,但不要轻易地给我们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化的政治帽子。
否则,谁都没有办法搞改革实验。
江泽民回到北京后，又做了进一步调研，最后决定：
继续试点，但暂时仅限于深圳和上海两个城市。
所以深圳的股市试点，虽然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但这只是一个事物的反面而已，试点还将继续。
在1990年8月以前，中国股民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空头，因为没有产生过能与多头力量抗衡的做空能量。在几次小小的波动中，所谓的空头，只代表着第二天的踏空而已。
做空者似乎永远面对庞大的买不到股票的大军，做空在股民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此时的股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风险。
《深圳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某老汉：“股价这么高，你不怕跌下来?”
“怕啥?”老汉毫不犹豫地回答，“天塌下来，有政府顶着，共产党咋会让老百姓遭殃？”
这种心态就是当时不少股民的真实写照。
然而事实情况是,此时的政府已经在坚决走改革开放之路,政府只是市场的管理者，而不是市场的操纵者，更不是股民的保姆。
此时统管深圳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在北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当记者问到：“国外股市在发育初期都经历了崩溃阶段，才走向成熟。深圳股市有可能例外吗?”
他沉默了片刻之后才回答：“现在还很难说。”
记者从这句“还很难说”里面明白了张鸿义对股市的深深忧虑。
1990年8月中旬，传闻政府将加大对黑市的打击力度。
8月18日，市场突然出现煞有介事的小道消息，称市政府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抑制股票价格的上涨，并将对股票收益开征20％的个人所得税。
一批股东对此产生了恐慌，迅速抛售手中的股票，可是长期买不到股票的人，却表现的比他们更有热情，奋勇接盘。
8月19日和20日成交总额骤增至1500万元，创下了深圳股市开市以来的最高纪录。
8月下旬，深圳股市展开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多空大搏杀，几天来抛盘汹涌不断，但是接盘的力量更加巨大，毫不犹豫地吃进了抛出来的股票，结果在累计成交额达到1�39亿时，多方赢得了胜利，5只股票最后统统封死涨停。
11月，国务院召集财政部、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等11个部门举行了联席会议。
在对中国股份制改革进行肯定之后，把打击黑市股票交易提上了议事日程。
会议明确指出，过去为刺激群众认购股票，以市委书记带头的党政干部认购股票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现在同样要党政干部带头，把股市过热的现象扭转过来。
伴随着国务院会议精神，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再次忠告股民，股票投资风险自担，入市抉择务必慎重。
16日，深圳市政府明确规定，不准机关干部以及证券管理和从业人员买卖股票，并对党政干部手中持有的，为本人名下的股票实行冻结，尤其是处级以上干部买卖股票的，将被严肃处理。
从动员到禁绝，自古为官者不当与民争利，这也表明了深圳市政府打击黑市的决心。
这些政策的出台，使黑市开始动摇了。11月初，黑市上股价就有所波动，已非一如既往地直线上升了。
从11月14日开始，黑市股价开始一路走低，因为黑市不受停板制度的制约，所以到了11月24日，累计下跌了40％，高于场内一倍左右的黑市股价，这时接近了场内的挂牌价。
与此同时，长期“有行无市”的场内交易柜台也有了交易，成交量从几百万元激增至几千万元，最后超过了亿元大关。
黑市遭扫荡，“白市”狼烟，股民的狂热不肯就此偃息，一场比8月份更加惨烈的多空大搏杀，正在小小的交易柜台前展开。
1990年11月20日，是深圳股市创建后多空搏杀最激烈一天，也是从疯狂炒作到股灾的历史性转折点。消息灵通的中国第一批大户们大量进场，狂抛股票，一张张数额巨大的卖单，以飞湍瀑流、滚砂转石之势奔泻。
很显然，第一批暴发的股市“大鳄”们要兑现利润了。然而无知无觉的中小股东，毫不畏惧，奋力接单，他们以一当十，寸步不让，你抛我吃，最后,中小股东们硬是顶住了“大鳄”们的巨大抛盘，扛住了股价。
然而能看清楚政府想让股市降温的股东，也看清了这次多方注定失败的命运。
在多方胜利的第二天，即11月21日，深圳市政府再次出台政策，将原来规定每天涨幅不得超过l％，下跌不得超过5％的停板制度，做了进一步调整：下跌依旧5％，上涨改为不得超过0�5％。
此时,政府的意图更加明显：股价一定要下跌了。与此同时，又推出一项新政策，把只对卖方征收6‰的印花税，改为对买卖双方同时征收。
但抱着政府只打击黑市，不会让场内股价下跌这一可笑幻想的多头股民们，在场内继续奋力托盘。
11月26日，“五朵金花”中的3朵开始凋谢，万科、安达、原野未能敌住抛盘，股价开始不断下跌，多方退守金田与深发展，进行宁死不屈的抵抗。
28日开盘后，空方集中火力狂攻金田，金田在焦土般的炮火中失守。多头抱定决心，奋力推升深发展，进行殊死肉搏，这是多方最后一块，也是最重要一块阵地。
当天多方斩获深发展24�5万股抛盘，终于保住了龙头股，赢得了崩盘前最悲壮的一次胜利。
但其余4只没有多方坚守的股票，10天中市价损失4个亿，这无情地动摇了多方的意志，胜败已定，多方已经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10天之后，多方终于力竭而降，股市在空方的进攻下跌停。中国股市第一场多空搏杀就此结束了。与时同时，一个把股票视为聚宝盆的幻想时代也就此结束了。
多方的此次失败,使得股票的黑市交易暂时受到沉重打击,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交易所开始试营业
1990年11月22日到12月1日，不过是短短的几天时间。
这几天在历史长河里，不过是几朵难以辨清的浪花，转瞬即逝。然而对交易所筹备组来说，这几天是那么艰难、漫长，并不比前面的几年好过多少！
过去一些证券商因为没有监督，靠黑市交易、黑过户坑害股民。交易所一旦开业，无异于宣判幕后交易的死刑。一些不法证券商将遭受重大损失，这可是切肤之痛。于是，个别证券商暗中勾结，开始密谋不轨。
在此之前，王健就知道他们这儿有猫腻，因为当时就知道他们在发财，王健的旁边邻居就是证券公司的，他就跟王健说，他们有个行长，他给来了个一拍500万，说一个月之后要拿1000万。
他们互相勾结进行炒作，今天把股票炒到100块，明天又给你打下来打到20块，然后他们就开始从中赚取差价。
筹备工作开始后，王健发现，当时市场的混乱局面，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1990年12月1日，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交易所的人们经过历时三年的艰苦工作和焦虑地等待，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王健和禹国刚很早就到交易大堂。在开业之前，他们检查一下最后的工作。证券商的出席代表们都穿上代表衫，一个个全来了。
快到9时，就要敲响交易所开业的钟声了，交易所的全体员工兴奋之情到了极点。
然而，王健却发现了一些异样的气氛：一些证券公司的出席代表无精打采。到场的领导很少，最高的领导只是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组长董国良。他心里隐隐地罩上了一层阴云。
9时终于到了，虽然一个个问号还在他心里不停地闪现，但这毕竟是历史性的开端。
王健拉响了钟声，这是他盼望已久的声音，这是他们为之奋斗了几年的声音，也是新中国证券交易所的开市第一钟。喜悦之情在王健和禹国刚以及交易所全体员工的脸上流动着。
按常规，钟声响过之后，总会是一阵激烈的争抢价格，以争得客户。但第一天试业的深圳股市，却一反常态，钟声已响过好长时间，交易所仍冷冷清清，居然没有委托电话打入。
这时，国际基金部一位经理突然出现在交易所。国际基金部也是证券商之一，它的经理亲自跑到交易所，可真是件不寻常的事情。
按理，在交易所营业时，除本公司的出市代表之外，任何证券商不得进入交易大厅。
来人顾不得那么多，因为情况紧急，他匆匆拉上王健和禹国刚到一个角落。“我告诉你们，‘老三家'昨天已经密谋串通好了，今天准备给你们来个‘空市'，让你们头一天就出师不利，第一天就让你们一笔也成交不了，开市就是白板。”
王健这时才明白了为什么刚才有些出市代表的表情异样，原来有人捣鬼。
“都是谁？”王健急切地想搞个明白。“你先别问了。你们赶紧准备吧。不过你放心，我会让我们的出市代表做几笔的，绝不会让你们第一天开业就空市。”
禹国刚听到这个消息，肺都要气炸了：“他们这是明摆着把个人私愤发泄在股市上，真是一群败类！”
“不能就这样让这群人的阴谋得逞。一定要拿出对策。我们绝对不能在第一天造成空市，只要在第一天能有一笔成交，那就是交易所的胜利。”王健说。
于是，他和禹国立即决定，分兵两路。王健先派人到各证券公司，暗查一下有没有报单；另一方面禹国刚亲自用车将人民银行的头儿请来，听听主管机关是什么处理意见。
不多时，人民银行的两位处长被接到了交易所。“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处分他们！”两位处长当即表了态，声音很坚定。
整个营业日，直到收盘，交易所都没有收到参与密谋的那几家证券商的一笔委托。
但是，据交易所的调查结果，这一天这几家证券商都接到过委托，就是不往交易所报。
这一天，只有国际基金部在交易所做了几笔。
不管怎么说，交易所开业首日总算没有“空市”。虽然全天仅仅成交了5笔，但是王健他们觉得这足以表明，正义的力量是打不败的。
既然几家证券商之间的密谋，已成事实。王健再度来到主管机关，要讨个公平。两位处长却面露难色地说：“处理他们，还得和主管行长商量。算了吧，下不为例。”
虽说空市没有造成，但是酿造丑闻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此后王健他们也没有再追究。
因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诞生，冲淡了一切的不愉快。
深圳发生第一次股灾
1990年底到1991年初，深圳股市遇到第一次股灾，这也是新中国证券史上的第一次“股灾”。
包括缺乏经验的深圳管理层在内，谁都没有料到1990年11月下旬的多头惨烈失败会酿成一场“股灾”。这一年，股市的狂跌与深圳的冬天一起降临了。
到12月中旬，深圳股市每天以5％的跌停板速度，不带喘息地连续下挫，成交金额从上千万元萎缩至30多万元。不要说黑市交易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证券公司小小的柜台前亦可罗雀。
面对如此疯狂的下跌，12月13日，深圳市政府采取措施，不得不把每天5％的跌停板改为2％，然而依然无济于事。
香港《文汇报》对此惊呼道：
深圳股市在迈向股灾的边缘。
1990年的最后10天，股价平均下跌10�74％，股票市值损失达6�4亿元。
如此凶猛地下跌，对缺乏管理股市经验的深圳市政府来说，是始料不及的。
1990年12月下旬，深圳市长郑良玉、主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张鸿义，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负责人，相继在公开发表对股市前景的看法时指出：
国务院领导同志再次明确支持深圳、上海继续搞好证券市场和股份制试验。
因此，那种对深圳股份制、证券股票市场的悲观情绪，是没有根据的。
深圳的股民们抱着对领导讲话的信心与希望，抱着旧欢新怨迎来了1991年的元旦。
1991年元旦，市政府出台令股民振奋的举措，把每天2％的跌停板，改为与涨停板一样，统统是0�5％。
同时，张鸿义副市长专门召集深圳5家上市公司负责人开会。明确向他们表态，上市公司的这次年终分红，应该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很显然，政府从关心股民的利益出发，希望通过分红派息，让股民得到可观的投资回报，来促使股市止跌企稳。
紧接着，为深圳股市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深圳党报《深圳特区报》又来了一个创举。
该报在第二版开辟了《股市纵横》专栏，供经济界、学术界及从事证券业的专家议论股市，还特意开辟了一个《股民之声》的栏目，让广大股民发表意见，献计献策。
这可以说是中国报刊上第一次开辟专门的股市栏目。
于是深圳的专家学者们对深圳是不是陷于“股灾”进行了热烈讨论。
这时的专家们还只能套用“国际惯例”，按国际上股价跌去30％作为股灾的标准，连续40天跌势的深圳股市，场内价已跌至股灾水平，而场外价早就是股灾了。所以专家们颇有信心地套用股市格言：
股灾之日，反弹之时。
他们认为深圳的股价跌到了谷底，反弹就在眼前，仿佛此时不入市，更待何时!
然而国际惯例和中国似乎没有关系。
1月2日是1991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一些股民怀着对市领导讲话的信心和对专家们的信任，鼓起余力，奋勇入市，多空开始了一轮新搏杀，一时间成交金额突升，从30多万升至至700多万，在多头出其不意的突袭下，股价止住了跌停，一时间股市真的泛红回暖了。
然而第二周奋勇托盘者就纷纷断臂，5只股票的反弹仅仅是昙花一现，紧接着又连续6天撞跌停，成交金额降至300万元以下。
1月12日，5只股票中有两只没有下跌，没有跌的原因竟然是连一股也没有成交，连撞跌停的机会都没有，另有一只也只成交了l手。
1月28日，在《深圳特区报》的《股市纵横》栏目中，有文章写道：
深圳股市在熊气弥漫中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上周股价继续下挫，每天以0�5％的幅度跌落。有人认为，按国际惯例，深圳“股灾”已近在咫尺，令人深感忧虑。
1991年春节前，传出5家上市公司分红派息的消息，公司大都以股民最希望的送红股方式进行分红，接着各公司的业绩报告也纷纷公布，顿时证券公司交易大厅春意盎然起来。
龙头股深发展首先起跳，封杀涨停，带领其余4家公司齐步上扬。
当时有一家台湾电视台原本来拍摄深圳“股灾”凄风苦雨的场面，不料碰上的却是人头攒动、股价齐上扬的热闹景象，只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这是春节前最后一批入市抄“底”的多头勇士们，有了买家，息战已久的空头就有了对手，抛盘汹涌而出，成交量骤然放大。
2月25日，在《股市纵横》栏目发表了一篇题为《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文章，读来令奋勇托市的股民满心陶醉：
春节前后又刮起了一股抛售风，其成交量之大，为近两个月所罕见。
然而，心理已得到适当调整的众多深圳股民，大智若愚，适时入市，购进了早已想买而又买不到的深圳发展银行股票，度过了一个祥和欢快的春节。
文章似乎预示着春节后必然反弹，对入市者的勇气与目光大加褒扬，但春节后不知什么原因，各公司的分红方案却迟迟不肯登台亮相。
多头动摇了，经过16天的波动上扬后，股价再次掉头而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连续跌停。
此后深圳股市真正进入了漫长的黑夜旅途。
深圳股市持续走低
也就是说，深圳1990至1991年的股灾，并没有使上海股市受到冲击，许多逃出股灾的深圳资金转而北上沪市，这一举动令沪市行情大涨。
这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沪深两市唯一一次以牛熊相反的方式来演绎行情。
究其原因，要说当时炒股资金匮乏，恐怕不是事实。
据1991年9月统计，全国居民储蓄余额突破8600亿，如果算上手持的现金，估计在一万亿以上，这批资金相对股市来说太巨大了。
要说上海的“老八股”与深圳的“五朵金花”在利润业绩方面优劣截然，就更不是事实了。
虽然上海的上市公司的确业绩增长十分迅速，如飞乐音响截至1991年，资本回收率为141�5％，销售收入比1990年增长55�3%，利润增长61�3％，主要指标为7年之最。
但是，上海年利润在10％至20％的上市公司，是比不上深圳上市公司的。
1990年，拆细后的深发展每股利润为0�3元，金田为0�25元，就连较差的安达也达到了0�15元，也就是说，深圳上市公司的年利润在15％至30%之间，平均水平高于沪市。
同时深圳上市公司一开始就以深发展为榜样，乐于向股东派送红股。
如1990年，深发展10送5；而上海的上市公司却没有这个习惯，像真空电子是上市公司中资产增值最快的，至1991年4月，资产已升了7倍，但从来没送过红股。
从业绩与分红上说，深市比沪市更诱人，显然二者不是导致沪市走“牛”而深市走“熊”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股民的心理不够成熟。
深圳股民的心态还没有达到郑良玉所说的连死都不怕，更不怕股价下跌的境界。
而是兵败如山倒，墙倒众人推，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上海股民的心理素质就比深圳股民更成熟一些，更理性一些。
1990年12月9日至1991年6月10日，上海累计证券成交额越过30亿，其中股票成交3�22亿元，日均交易额280万元，最高日近l600万元人民币，创上海股市纪录。
1991年4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布8只股票的市盈率，意在提醒股民风险的来临，可上海股市有风无险，股价天天创新高。
与上海相比，深圳的成交量却在一天天萎缩。
这种萎缩已不是没人抛出而是没人买进，事情出现了相反的情景，半夜排长队买股票转换成了半夜排长队抛股票。
1991年春节以后的深圳，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在凌晨一两点钟，证券公司门前股民们排着长队，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待八九小时以后开市，以便能第一个进场，抛掉手里的股票。
据当时证券公司对某天成交笔数进行统计，每天证券公司全天平均成交笔数为0�7笔，也就是每个交易柜台，一天成交还不到一笔。
即使半夜来排队，排在第一个，也不一定抛得掉一笔，这还得看交易员下单的速度。
在黑夜的寒风里，股民们默默地排在那里，忍受着中国股市最惨痛的时刻。
每天看着股价下跌0�5％，就是抛不掉，有人已经排了一个多星期，却一股也没抛掉。
在排队的股民中，有人下定决心，这辈子再也不炒股了。
事实证明，春节前入市的股民是最后一批被套者，并非如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些抄底的勇士是什么大智若愚，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不过这些春节后入市托盘的股民，使深圳股市经历了整整16天的波动上扬。
但不知为什么上市公司1990年度的分红方案迟迟不能出台，这给了托盘勇士们最直接的打击。
16天之后，托盘者们纷纷开始撤退，股价再一次掉头而下。
3月底，5只股票比1990年底又平均下跌23�65％。
从数字中可以看出，股票的下跌是股民们思想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深发展从70�11元跌至61�49元；万科从16�06元跌至13�26元；金田从19�50元跌至14�77元；安达从20�40元跌至12�43元；原野从18�30元跌至13�69元。
1990年第一季度总成交710�93万股，成交额萎缩至2�04亿元。
1990年6月24日，宝安公司上市和扩股公告前一天，安达股正逢分红扩股方案出台，这只习惯于默默随大流的股票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反弹。
不料宝安公告一出，安达一下子出现15万股以上的抛盘，把这只小股票打得再也难以爬起来。
宝安开盘在3元以上，使得在地摊上买进的股民颇感安慰，可手上那些高价买入股票的人们并没有丝毫的慰藉。
当深圳指数在50点以下运行，最低跌至43点时，股民们的绝望情绪如瘟疫般在股市里弥漫。
被深套的股民寝食难安，100多元买进的深发展，现在只剩下15元了，而且每天仍以0�5％的速度下跌着，最低时只有13�7元。
最惨的属安达，跌幅高达93％，连续9个月的跌停，6只股票的市价总值已跌去七八亿。
如果是以高于场内一倍的价格买入的，那么损失最惨的就在95％以上。
投入一万元的股民，普遍望着场内股价，计算着这一万元投资股票现在连500元都没人要，那份绝望是可想而知的。
股民们都急疯了。
各上市公司采取对策
1991年4月，“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研讨会”在深圳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体改委的领导们要求深圳、上海两地的股票管理机构积极稳妥地推进股份制试点，认真解决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创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股市之路。
原本这是一条利好消息，可经历了几次入市被套后的深圳股民，已没人敢站出来当“拼命三郎”了。
重创后的股民们对利好消息麻木了，现在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上市公司的分红上了。分红才是实实在在的利好，仿佛只有这种实在才能使股市结束下跌，起死回生。而股民对分红企盼目光又大都集中在了龙头股深发展上。
这种企盼是比较现实的，因为在此时的5家上市公司中，深圳发展的利润稳居头把交椅。根据其1990年财务报告可知，5998万元的股本金带来了7087�5万元的可分配利润，以国庆节前的股价计算，市盈率仅为13倍。
1991年3月3日上午，深圳发展银行在深圳寰宇大酒店三楼宴会厅召开1991年度股东大会，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的分红方案令股东们大为不满：每10股送4股，并且每股派发0�3元现金。个人股东对这个方案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认为深圳发展银行利润这么多，至少也应该“10送5”，尤其是那些高价买入发展的中小散户们，在长期被套、损失极为惨重的情况下，更是憧憬着“1送1”。
但法人股东对这个分红方案没有提出反对，在深圳发展银行强调要妥善处理各方关系、强调长远利益后，法人股东纷纷表示理解，最后的投票结果是董事会的分红方案获得了93％的赞成票。
这是一次令中小股民大失所望的会议。不欢而散的中小股民周一开盘就用脚投票发泄不满，深发展抛盘剧增，股价下行，瞬间跌停。
4月8日至13日，深发展连续6天下跌不止，其中4月11日竟然无人问津，单挂卖盘，造成一股都没有成交的尴尬局面，创下龙头股深发展上市以来零交易的纪录。
对深圳发展银行失望的社会股东们，这时把希望转向了税后利润仅次于深发展的万科公司。虽然万科不可能像深发展那样送红股，但股民们大都希望万科分红能高于金田公司，当时盛传金田将10股送3股，那么万科至少也应该高于这个标准。然而万科董事会拿出来的方案同样令股民失望，竟然是“10送2”。
万科公司解释说，并非是公司没有能力多分，而是因为万科是个按国际化股份公司的标准建立起来的规范公司，建立之初就制定了公司章程。
按公司章程规定，分配给股东的利润只能占公司税后可供分配利润的40％至60％。
“10送2”的分红，已达到可供分配利润的55�7％，若突破这个比例，势必要修改公司章程，而修改公司章程得召开特别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勉强接受这个解释，可随后在配股问题上又引起股东们的争议。
1991年3月，万科在召开的股东例会上，确定配股价为3�8元。然而到了5月份，董事会又擅自否决了这个股东通过的配股价，而提出每股4�2元的底价，在这个底价上，经过证券商的竞投，来最后确定配股价，或许这也属于国际标准化做法。
券商们的投标结果是每股4�4元。当然这个价格与当时的市场价相比，仍高出一倍不止，还是颇具吸引力的。
但是万科公司居然采用竞价方式，擅自否决股东大会通过的配股价，这自然引起了一些股东的非议。他们认为万科的这种做法无视股东，严重侵犯了股东的合法权益。但是中小股东人微言轻，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应对。
股东们的不满尚未平息，万科公司又紧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董事会向特别股东大会提交了定向发行770万法人股的提案，拟定向法人发行价略高于配股价。
虽然高于配股，可相对中小股东们在二级市场买入的股票，还是低许多，这770万法人股明年自然要分享万科的利润，在股东眼里，这种做法当然又是一种侵犯股东权益的行为。
1991年7月，万科公司总经理王石宣布，1991年扩股一亿多元的工作顺利完成，说明配股和向法人增发股票都实施了，中小股东对此无能为力，最多也只能到二级市场用脚投票。
与此同时，1991年7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举行了第二次特别股东会议。
通过了曾经一拖再拖的1991年度增资扩股方案，会议还决定向股东以每股12元的价格实行配股，每10股配3股，另外向社会发行873万股新股，发行价为15�6元，同时还决定把优先股转为普通股。
在股价狂飙时，股东们对增发新股一点都不会在意，可是现在是处在股市长期下跌之后，股民们自然要斤斤计较了。
深圳发展银行自1987年成立后，1988年、1989年、1990年，几乎每年都在增发新股。虽然发行价15元多，可对于在二级市场几十元甚至一两百元买进套牢的股东，心理上就难以平衡，当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分红上时，又发现公司利润随时有可能被一些以发行价买入的新股东瓜分掉。
在深圳的6只股票中，金田公司虽然利润不高，可送起红利来最慷慨大方。
有的股民后来回忆：
1989年七八月间，正当深圳股市陷于低潮时，管理层建议上市公司派发中期股息，当时只有两家公司派发中期利息，那就是金田与万科。金田每10股送1股，每股派0�05元；万科每股派现金0�10元。当时并不在意这点分红的股民们自然不会为此特别关注金田。
而在1990年，金田股本为2104万元，赢利1149�1万元，每股赢利是0�55元，可分配税后利润为685�4万元，按照这个可分配利润，金田最多也只能“10送3”，结果金田推出的分红方案虽然不是股东们最满意的，也算是不错的：每10股送2�5股，每10股配4股，并准备以26％的股息率派发1991年股息。
同时金田又是1991年在深圳上市公司中唯一一家进行中期分红的公司。
1991年8月27日，金田公司股东代表临时会议通过了中期分红方案，第二天起就派发中期股息，每股派现金0�10元。
虽然不多，金田基本上还是把利润统统分给了股东，给股东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这个好印象使得在以后的牛市中，金田取代了万科排行第二的位置，成为深市的“小龙头”。
除了金田给股东们一丝安慰外，深发展、万科均令股东失望；安达公司的利润在深市中本来就最少，股民也没寄什么希望；宝安则刚上市；而原野的分红“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于是，本来可以通过分红令股市止跌的可能性被断送了，加上上市公司都没有按管理层的要求加快分红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反而一拖再拖，令股民心中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分红的实施对股市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深圳交易所正式开业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运作的证券交易所。
但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一直对外宣称他才是真正的第一家，主要原因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试营业没有得到北京的批准。
所以后来一直有人问禹国刚，上海说他是最早，你说你是最早，到底谁才是最早的。
禹国刚以打比方的形式来回答别人的疑问。
他说：“我给你讲一个一分钟的故事，中国生小孩先要有计划生育的出生证，如果拿这个比喻，上交所先拿。1990年北京先批了他，1990年北京也同意我，但是我比他晚拿了几天，可以要讲小孩，谁先呱呱堕地，我是1990年12月1日，他是1990年12月19日，我比他早18天，要给我补这个户口，也只能1990年12月1日算起，不能是其他的日子。”
禹国刚认定深圳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1日成立的。
但是没有得到上面的批准，就擅自行动，终究显得名不正言不顺，所以试营业第一天到场的领导很少，最高级别的也只是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组长董国良，如果以这样形式开业，确实显得有点寒酸。
于是，在1991年7月1日,深圳市建立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批下来批下来之后,深圳市就迫不及待地为交易所的开业补了一次仪式。
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这一天的开业典礼就显得比较隆重了，市委书记李灏亲自致开幕词。
不过，由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及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也参加了这次典礼，深圳市的领导就只能排到后面了。
万科在交易所上市
1991年1月29日，万科正式在深交所挂牌交易，代码0002，由此踏上了快速发展的征程。
万科上市不仅仅是万科掌门人王石的一种自我救赎行为，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更是开创了一条做大做强的路径，由此树立了房地产企业走向规范化管理的标杆。
1991年1月初的一天，深圳蛇口菜市场笼罩在一片灰蒙蒙之中，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在若干年之后，孙璐还清晰地记得当天的若干个片断。
和菜市场的其他摊主不同，时任万科集团副总经理的孙璐跑到菜市场摆摊叫卖的商品是万科的股票。
孙璐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找到菜市场工商管理所的同志，人家都觉得奇怪，没听说过上这儿摆一摊位卖股票的。
就是通过到菜市场摆摊，万科一步一步完成了股票的推介认购。
在该月的29日，万科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相比后来的房地产企业的上市路径，万科1991年的上市之路显得较为原始而让人忍俊不禁。不过，在那个特殊时代的赤脚上市，对于万科来讲有着深远的意义，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意义更非一般。
“通过上市打通了融资渠道，万科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了其第一轮扩张。是万科发展历程中最为关键性的选择。”华本时代品牌顾问中心总经理周金旺如此评价。
更为重要的是，把万科上市放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历程中，万科上市的意义凸现出来。借用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踩下第一个脚印时说的那句注定永传不朽的句子，万科上市是万科的一小步，却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一大步。
带点阴差阳错的戏剧味道，王石却由此一夜之间变成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的总经理。
率先上市得益于万科最先完成股份制改革。据知情人士透露，万科积极响应深圳市政府股份化改造的初衷本来是想摆脱上级公司控制。
1988年11月21日，深圳市政府批准万科的股份化改制方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发行万科股票，现代企业公司，即万科的前身，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合1324万股入股。
万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是在1988年12月，一共发行2800万股，募集资金2800万元。在那时，所有的股票只能在“老三家”的柜台交易。
万科股票的上市，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在证券市场大屏幕显示屏上跳动、闪亮，而是出现在菜市场新鲜蔬菜旁，跻身于卖杂货的小摊上。那时的中国人，对那些钱生钱的虚拟概念，从内心深处也还存在着怀疑和甚至是一定程度的抵触。
不过，正是利用这笔资金，万科得以高姿态以2000万元的报价，一举拿下威登别墅地块。按照2000万元的报价，万科拍卖的楼面地价已经高于这块土地周边的住宅产品的平均售价。
这种地价高于周边楼价的竞标在后来看来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不过，在当时让万科团队的主流派视为“烫手山芋”，并曾一度建议毁约。
拍得威登别墅地块对于万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88年的深圳，开发房地产的门槛比现在还高：非建筑行业的企业要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必须通过招投标，拿到土地才批给单项开发权。此举让万科如愿以偿得到了一张进入房地产行业的高价入场券。
1991年1月29日，万科股票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从股份化重组到股票发行，从上市交易到市场监管，万科摸着石头过河，神经时刻为资本市场一系列复杂的规则而跳动。
万科的上市与此时的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1990年11月26日，江泽民出席了深圳经济特区建立10周年招待会。
5天之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试营业。深圳证券交易所获得国家的正式批文是在1991年4月11日，此时距离万科股票上市已经两个月了。
上市打开了资本市场的大门，从此接受过资本洗礼的万科开始频频和资本亲密接触，而在资本的指挥棒下，万科也开始起飞。
1991年6月，万科通过配售和定向发行新股2862万股，集资1�27亿元。
在一次研讨会上，王石和金田的创始人黄汉青在休息的时间谈到深圳的房地产市场，黄汉青从包里掏出一份统计表，以炫耀的口吻对王石说：“大哥，你看我这么多项目哪里做得完，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分给万科两个项目。”
在此时，这位自称小弟的金田掌门人在协议拿地方面的本领要比万科高得多，两个公司的拿地能力是10比1，万科此时明显处于劣势。
这让王石感到如果再憋在深圳，就永远无法胜过金田。
于是，万科怀揣着这笔资金，来到十里洋场上海滩，成功开发了万科在上海的第一个项目，即上海西郊花园，艰难挤进上海市场，也开始了万科第一轮全国化的跨地域扩张。
1993年5月，万科成功发行4500万股B股，募集资金45135万港元。这笔资金对万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同年底，中国房地产行业经历了一段最为艰难的日子：宏观调控、银根紧缩，一直持续至1997年。
正是凭借这笔资金，万科在宏观调控银根紧缩时期，仍能保持稳健的成长。
1997年年中，基于房地产市场复苏的判断，万科增资配股募集资金3�83亿元，重点加大深圳市场的投资开发，一举奠定了万科在深圳市场的领先地位。
时任万科总经理郁亮此后评价，每一次成功的资本运作，紧随其后的都是万科更快的成长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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