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奔月:中国“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发射成

二、组织攻关 领取口令

发布时间:2019-06-24 16:47:02

●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说:“三个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月球探测工作从此走上规范化、专业化道路。”

●顾永江激动地说:“能为中国航天事业设计标识,是我一生的骄傲!”

●上海空间推进研究所阀门研究室主任魏青说:“全国有上万人直接参与嫦娥1号卫星工程,我们只是中国航天人的一部分。”

● 组织攻关

确定嫦娥工程领军人物

2004年3月25日,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嫦娥工程”第一次工作大会暨总体协调会。在这次大会上,中国探月工程领军人物一一确定。

此次会议首次以“嫦娥工程”名义正式亮相,第一颗绕月卫星也被正式命名为“嫦娥1号”。

会上,栾恩杰向工程五大系统――卫星、运载火箭、地面应用、发射、测控的总指挥和总设计师颁发任命书,明确了各系统的责任。

各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当即正式走马上任

这一天,北京各大报纸以醒目标题发出人们关注的消息:

“嫦娥工程”领军人物确定。

同时,各大报纸还报道了领军人物的名单。报纸写道:

“嫦娥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中国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

“嫦娥工程”总指挥:中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

工程副总指挥四位,分别是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胡世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马兴瑞、中国国防科工委秘书长孙来燕。

“嫦娥工程”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中科院院士孙家栋。

副总设计师三人,分别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陈炳忠、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姜景山院士、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龙乐豪院士。

“嫦娥工程”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天文台高级顾问欧阳自远院士。

“嫦娥工程”由五大系统组成,发射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分别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徐宏亮、解放军总装备部工程设计所于建平;测控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分别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董德义、解放军总装备部测通所于志坚;应用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分别是国家天文台的艾国祥、李春来;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叶培建院士;运载火箭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分别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岑拯、贺祖明。

至此,中国航天开始了新的里程碑,中国绕月探测工程正式步入轨道。在工程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两条指挥线正式展开工作。

工程组织指挥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千年奔月之梦开始启动。40多年以来,中国的所有航天试验都是围绕地球的活动,而现在月球探测拉开了中国深空探测的帷幕。

这一年,孙家栋已经75岁了,他又一次接受了新的挑战,开始了攀登新的科学高峰。

探月工程将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继“两弹一星”、载人飞船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

另外,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工程总指挥栾恩杰在会上对“嫦娥工程”进行总动员,全面部署工程研制各项工作,并对工程研制队伍提出具体要求。

栾恩杰希望工程参与人员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严阵以待、严格要求、严密组织,扎扎实实做好“嫦娥工程”的每一项工作。

这次会议还首次明确了中国探月的未来计划。会议要求,“嫦娥1号”绕月卫星及其运载火箭将于2006年10月完成全部研制工作,待命出厂,力争2006年12月发射升空。

栾恩杰介绍说:

国务院正式批准绕月工程立项后,经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将工程命名为“嫦娥工程”,第一颗绕月卫星命名为“嫦娥1号”。

按照工程进度安排,工程小组将于2004年9月以前,完成绕月探测工程总体和各系统的详细方案设计。在2005年底,完成月球探测卫星初样产品研制以及相关的试验。2006年10月以前,完成月球探测卫星正样产品的设计、研制、总装、测试、试验、发射及飞行试验。

另外,运载火箭要完成正样投产任务,测控和发射场系统完成技术改造和调试任务,地面应用系统完成组装和调试任务。

根据绕月探测工程研制总要求,月球探测卫星系统由卫星平台与有效载荷两部分组成。在“东方红3号”卫星平台及其他卫星成熟技术的基础上,研制月球探测卫星平台。

卫星选用的有效载荷有:CCD立体相机、激光高度计、成像光谱仪、微波探测仪、太阳高能粒子探测器、太阳风粒子探测器等。根据设计要求,月球探测卫星重量为2350公斤,有效载荷总重量130公斤,在轨运行寿命为1年。

按照计划,运载火箭系统选用“东方红3号甲”作为月球探测卫星的运载火箭。发射场系统选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作为发射场,并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以完成月球探测卫星发射任务。

测控系统以我国现有的S频段航天测控网为主,辅以甚长基线干涉仪天文测量系统组成,并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

地面应用系统包括月球探测卫星运行管理中心、数据接收中心及科学数据处理和研究中心三个部分。

在这次会议上,栾恩杰透露说,我国绕月探测工程目前已确定了四大科学目标和五大工程目标。这四大科学目标是:

一、获取月球表面三维影像。划分月球表面的基本地貌和构造单元,初步编制月球地质与构造纲要图,为后续优选软着陆提供参考依据。

二、分析月球表面有用元素含量和物质类型的分布特点。对月球表面有用元素进行探测,初步编制各元素的月面分布图。

三、探测月壤特性。探测并评估月球表面月壤层的厚度、月壤中氦-3的资源量。

四、探测地月空间环境。记录原始太阳风数据,研究太阳活动对地月空间环境的影响。

栾恩杰还介绍,由月球探测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和地面应用等五大系统组成的绕月探测工程系统届时将实现以下五项工程目标:

研制和发射我国第一个月球探测卫星;初步掌握绕月探测基本技术;首次开展月球科学探测;初步构建月球探测航天工程系统;为月球探测后续工程积累经验。

随后,举行了“嫦娥工程”的总体协调会,工程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组织对工程大系统之间的重要接口问题,以及工程研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重大问题进行了协调解决。

“嫦娥工程”第一次工作大会暨总体协调会的召开,为中国探月工程确定了领军人物,为中国的探月计划具体实施创造了条件,在领导小组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国的探月工程快速发展起来。

科工委召开工程会议

2005年12月29日,科工委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确定月球卫星初样完成,正式转入正样生产阶段。

这次会议同时提出,2006年是“嫦娥1号”工程的决战年,卫星和运载火箭系统要完成正样飞行产品的生产研制,测控、发射场和地面应用系统进入系统的集成和联试,使之完全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

2007年则是决胜年,“嫦娥1号”工程将正式发射。

当时,中国“嫦娥1号”卫星各级产品已完成正样产品的生产和验收,正在进行电性能、整星力学和热试验。运载火箭已开始各级产品验收,并开始进行综合试验。测控系统、地面应用系统和发射场系统都进展顺利。

我国“嫦娥1号”工程将实现三个基本工程和五个科学目标。工程目标是研制和发射中国第一月球探测卫星、初步构建中国月球探测航天工程系统、为月球探测后续工程积累经验。科学目标是获取月球表面三维影像、分析月球表面有关元素含量和物质类型的分布特点、探测月壤的特性、探测地月空间环境等。

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绕月探测、月面软着陆探测和月面环视勘察采样返回,即所谓“绕”、“落”、“回”,将来还计划实施“探”、“登”、“驻”。当时所进行的是第一个阶段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中国探月工程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中国探月工程即将进入最后决战阶段。

中国探月工程在得到中央正式批准之后,工程工作已进入高度紧张状态。

有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工程的组织工作也顺畅多了。国防科工委立即请出了德高望重的“两弹一星”功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顾问孙家栋院士负责协调构建工程框架。并在不久召开的“嫦娥工程”第一次工作会暨大总体协调会上,确定孙家栋为工程部设计师。

孙家栋是一位曾经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技术总管、敢于讲实话的航天专家。他有一段向周恩来告状的传奇故事流传甚广。

1969年,“东方红1号”卫星正在研制之中,孙家栋向周恩来反映,“卫星的许多仪器被嵌上了毛主席像章,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这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影响卫星散热,而且对卫星的姿态会带来影响。”

周恩来说:“你看我们人民大会堂,哪儿也没有毛主席的头像,政治挂帅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能庸俗化。你们回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性。”

听完周恩来的这番话,孙家栋果断地指挥大家按科学规律办事,成功地实现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的顺利升空。

此时,孙家栋院士召集全国航天工程技术人员和月球科学家之精华,对探月一期工程,绕月探测进行了为期两年多的综合论证。

科学家们的这项论证是整个工程的关键,实现月球探测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怎样在我国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有限的经费条件下,实施这一复杂的多学科高技术集成的系统工程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只有完成科学的综合论证,才能使探月的科学目标通过可以实施的工程变成现实。这不仅包括工程的总体方案和五大系统的确定,还包括各部分系统之间的协调与组织;在综合论证中,不但要选择使用哪种运载火箭、卫星平台,还要解决怎样实现38万千米距离的精确的测控,选取怎样的奔月轨道等各种工程技术和理论问题。

在一年多的综合论证中,孙家栋院士结合中国航天技术的实力,集思广益,把众多的复杂问题像剥笋一样,层层剥开,然后去掉细枝末节,详细分析,直到抓住技术核心问题并提出可行的技术思路。

在探月一期工程的综合论证中,最令人担心的是我国的深空测控能力不足。

以前,我国航天器飞行的最远距离是距地球7万千米,我国的航天测控这只“手”最远也只能抓到这么远,那么利用现有的设施能否追踪上38万千米外的月球探测器,便成为了最大的难题。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孙院士带领一批专家足迹踏遍千山万水,数据分析千遍万遍,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落实了技术方案。

这个技术方案就是:

用现有的载人航天测控网,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北京、上海、昆明天文台组成的天文观测网―甚长基线干涉测量系统,可以完成绕月探测器的测控任务。

深入的综合论证还表明,发射绕月探测器完全可以采用我国现有的火箭和卫星平台,从而用最成熟的技术、最可靠的性能和最低的成本,来发射中国的首枚月球探测器。

运载火箭将利用“东方红3号甲”火箭现有成熟的技术加以适应性修改,以满足绕月飞行条件。绕月探测器将使用“东方红3号”卫星平台,并安装探月专用仪器;发射场选择中国的三大发射场之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测控任务则由航天测控网和天文观测网联合承担。

有了明确的大政方针,中国的探月工程开始驶入快车道。国防科工委迅速组织各有关研究院所开展相关技术的预先研究,各单位热情高涨,中国航天人和空间科学家早就抑制不住奔月的热切心情,在国家尚未完成工程立项时,大家毫不犹豫地自筹资金“干!”

有的单位想尽办法筹措经费,甚至想到用拍摄月球大战的电影大片来筹集资金。中国科学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等许多单位都自筹资金开展了攻关研究,提前投入到预先研究中,为立项后顺利开展研制工作奠定了基础。

此后,国防科工委组建了探月工程中心。探月论证的领衔人物,工程总指挥栾恩杰、总设计师孙家栋、月球探测应用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迅速建立了整个指挥线和总师线,各下属研究机构也成立了相应的研究部门,在统一协调下,大家“拉开架势”迅速到位展开了工作。

2004年2月25日,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绕月探测工程研制总要求》,确定了绕月卫星“嫦娥1号”的发射时间。

2004年11月19日,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绕月探测工程总体由方案设计阶段正式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分系统相应进入下一工程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进行初样产品设计、试制、地面模拟试验和卫星与其他系统的接口对接试验以及发射场合练等工作。

同时指出:2005年是中国“嫦娥1号”的系统集成年、大型试验年、问题处置年和技术见底年,要以质量可靠性为中心,以工程转正样为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为原则,全面开展产品研制、试验与技术攻关工作。

2005年12月29日,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确定月球卫星初样完成,正式转入正样生产阶段。

从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内容可以看出,中国探月工程是一步一个脚印,坚实地走在月球进发的道路上。

科工委成立工程中心

2005年8月22日,月球探测工程中心在北京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专门为其举行揭牌仪式。

与月球探测工程中心同时揭牌成立的还有军工项目审核中心和特种核设施核安全技术审评监督中心。这3个中心,隶属于国防科工委。

3个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月球探测工作、军工项目审核工作及特种核安全技术审评监督工作从此走上规范化、专业化道路。

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亲自为三大中心揭牌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当前,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三个中心的成立,是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举措。

三个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月球探测工作、军工项目审核工作以及特种核安全技术审评监督工作从此走上规范化、专业化道路。

张云川同时希望这3个中心坚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切实加强机构建设,真正成为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健康发展的专业支撑平台。

中心成立时,“嫦娥1号”月球探测卫星已完成方案设计和初样设计,各项专业试验正在进行。

国防科工委月球探测工程中心主任胡浩当时对媒体作介绍说:“中国的探月工程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绕月探测,目前正在抓紧实施。”

胡浩还介绍说:“后续工程也就是月球软着陆和自由巡视勘查,就是通常说的落月工程正在抓紧进行论证。”

月球探测工程中心主要负责组织探月工程的系统论证、总体设计、项目实施,并承担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中心成立后,迅速确立管理架构,并制订出工程技术、质量、计划、经费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月球探测工程中心是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防科工委直属事业单位。

新成立的军工项目审核中心主要承担三方面工作:一是开展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研究,尤其加强和改进投资管理的政策、措施研究;二是具体组织对军工项目监督、检查、审计和后评价工作;三是对军工项目进行论证、评估和咨询。

特种核设施核安全技术审评监督中心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国防科工委对国防科技工业特种核设施的监管职能而成立,它主要负责国防科技工业特种核设施核安全技术审评、核安全监督检查工作,保障其安全运行和生产。

其实,月球探测工程中心的成立,已经经过了一年的准备时间。

2004年7月,月球探测工程在我国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后,在深空探测领域首次开展的重大科技工程。为抓好此项重大工程的组织实施,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国防科工委决定成立月球探测工程中心。

月球探测工程中心的成立,使探月工程更加规范化,也预示着中国离飞月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科工委征集探月标识

2006年2月10日,历时5个多月的“月球探测工程标识征集活动”圆满落下帷幕,国防科工委月球探测工程中心在中心演示厅举办“月球探测工程标识发布暨颁奖仪式”。

由上海设计师顾永江设计的作品被确定为月球探测工程标识,该标识在网络票选中以最高票数获得了网络人气奖。另外由浙江设计师苏志怀和福建设计师林秀杭设计的作品获得了本次征集活动优秀作品奖。

专家对顾永江的“月亮之上”评论说:

该标识以中国书法的笔触,抽象勾勒出一轮圆月,一双小脚印踏临其上,象征着探测月球的终极梦想,圆弧的起笔处自然形成龙头,象征着中国航天事业如巨龙腾空而起;整体图形由一弧两点巧妙形成古文“月”字,写意的笔触在传达一种探索的信念。

这是我国第一次采用全国征集的方式为重大航天探索工程设计标识。月球探测工程是一个有着巨大感召力的科技创新工程,工程标识将代表着“中国探月”所昭示的精神力量,向全世界展示我们奋发向上的精神。

国防科工委月球探测工程中心将以成功组织月球探测工程的实施为基础,逐步开展以月球探测和深空探测为背景的公众教育活动,以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探索精神和科学精神。

征集标识活动从2005年开始,这次活动赢得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大力支持。

2005年8月15日,由国防科工委月球探测工程中心在中华世纪坛正式启动了“月球探测工程标识征集活动”,活动受到了全国乃至海外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截至9月10日,共收集到参选作品1026份。

这些作品主要来自国内,也有的来自澳大利亚、德国、美国、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海外华人和外国友人,投稿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12岁。

2005年9月10日至20日,月球探测工程标识征集评审委员会和专家组根据标识征集评选办法,经过初选、复选和三选三轮认真评选,在千余份作品中评选出了8强作品,并于9月23日正式对外公布。

同时,在新浪网上启动全国票选活动,请公众推选自己最喜爱的标识作品。截止10月10日,共收到选票1�68万张。

2005年10月20日,月球探测工程中心组织标识评选委员会和专家组会议,结合全国票选结果和各位领导、专家的意见以及作品延展设计效果,对8强作品进行综合评价,评选出3甲作品。

2005年10月20日至11月25日,月球探测工程中心组织有关设计专家和3甲作品作者共同对3甲作品进行修改和完善。

2005年12月29日,国防科工委月球探测工程中心将修改后的作品提交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会议审议,确定了月球探测工程标识为上海设计师顾永江设计的作品“月亮之上”。

顾永江是浙江绍兴人,出身教师之家。6岁开始临摹碑帖,日复一日,从未间断,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书法功底。顾永江的父亲回忆说:

那时,别家的小孩整天在外玩耍,而永江一支笔、一沓纸,一练就是一天。

就读于鲁迅中学后,顾永江的书法特长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曾多次在全国及省市级书法比赛中获奖,他书写的“时事”二字,曾被全国性刊物《时事》杂志作为封面题字采用。高中期间,鲁迅中学专门为顾永江安排了专职书法辅导老师,并为他举办首个学校个人书法展。

高中毕业后,顾永江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广告系,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发展,曾先后在多个国际顶尖的广告公司担任首席文案和创意总监,为耐克、力士、汇丰银行、999、百安居、雀巢等数百个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做过广告创意,赢得了一长串国际奖项。

2006年度,在世界广告权威杂志《CampaignBrief》(《活动情况介绍》)的评选中,顾永江在亚洲1050名最火创意人排行中排名第二十一位,中国第四位。

在“嫦娥1号”即将登月的时刻,说起月球探测工程标识的设计过程,顾永江激动地说:

能为中国航天事业设计标识,是我一生的骄傲!

顾永江还对采访的记者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经历:

小时我住在农村,记得夏天晚上乘凉时,我会仰头看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大学时我和同学一起熬夜看流星雨。但那时的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为月亮设计作品!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关注国家的登月计划。2005年8月份,在新浪网上看到探月标识征集活动的消息后,我就想尝试一下。

顾永江说,因自己工作繁忙,根本无暇静心构思,直到征稿截止的最后一天,他在早晨洗漱时突发灵感,感觉用篆书的“月”字来表现月球探测意境恰到好处,因为篆书“月”字圆弧的起笔、折转和露锋正好吻合登月工程“绕”“落”“回”的“三部曲”。

当天晚上,顾永江一气呵成,并将创作的标识起名“月亮之上”,标识通过电子邮件传送至征集办公室时,离截稿还不到一个小时。

这件从构思到设计前后不到一天时间的探月标识作品深受评审团钟爱。9月份,“月亮之上”先后入选50强,跻身20强,晋级8强;国庆前夕,新浪网上民意投票中,又以最高票数获得网络人气奖……

应国防科工委月球探测工程中心之邀,顾永江与众多评委和专家进行交流沟通,进一步做细节方面修改。将初稿中弧形的红色改成蓝色,寄寓人们探索宇宙的恒久梦想,又添加了一群和平鸽的视觉元素,表达中国和平利用空间的美好愿望。

“月亮之上”看似简单,其实设计起来非常困难,它代表了一个国家伟大的工程,承载了太多太多的东西。顾永江说:

我的设计一方面有丰富的中国元素,而另一方面,登月是人类共同的梦想,简单的嫦娥奔月形象明显不够大气,所以在设计上不能狭隘,要有开放的国际元素。

2006年2月10日,顾永江设计的月球探测标识在万众瞩目中闪亮面世。

折桂后顾永江欣喜万分,更巧的是,揭晓的当天恰好是他的生日。顾永江说,他从小就喜欢月亮,而他的母亲名叫“月仙”,冥冥中他和月亮有着难解的缘分。

他还说:

我在这个设计作品中给观者留下了一些思考空间,那对脚印可以是每个人的,而在我看来,那双脚印就是我的!

夺冠后的顾永江依然过着与以往一样的生活,对于一些广告界的朋友希望他能借用“月球探测工程标识设计者”的资历进行宣传,他都婉言谢绝了。

28岁的年轻设计师顾永江说:

“月亮之上”只是我曾经的作品之一,但通过这次机会,我有幸结识很多伟大的院士和科学家,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谦和博爱的心胸令人景仰,我会终生向他们学习!

从此,中国的探月工程有了自己的标识,人们也永远记住了顾永江这个名字。科学家们在标识所彰示的精神鼓舞下,为实现中国的奔月梦想而努力奋斗。

科工委号召为探月决战

2006年3月24日上午,国防科工委组织召开的绕月探测工程第三次工作会暨决战动员会宣布:

今年是中国绕月探测工程的决战年,工程五大系统年内要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全体参研人员要努力铺就“嫦娥”飞天路。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陈求发代表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作了决战动员。

陈求发要求工程各系统和各参研单位以决战的姿态做好今年各项工作,采取各种有力措施,确保工程每一个细节设计正确、生产规范、验证全面。

陈求发同时还要求全系统所有研制、生产和建设人员抖擞精神、严细慎实、全力以赴确保首发成功。

国防科工委秘书长黄强宣读了《关于加强绕月探测工程质量与可靠性工作的决定》。

中国绕月探测工程总指挥栾恩杰作了题为《落实“三高”要求,为实现嫦娥工程首发成功而奋斗》的工作报告。栾恩杰在报告中指出:

2006年,绕月探测工程全面进入正样研制阶段,年内,卫星、运载火箭系统要完成正样飞行产品的生产研制,发射场、测控、地面应用系统的完成系统的集成、联试,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

国防科工委还向绕月探测工程五大系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颁发责任书,并对工程初样研制建设阶段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科工委为嫦娥征集曲目

2006年7月7日,国防科工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黄强宣布:

国防科工委决定,在“嫦娥1号”探月卫星上搭载30首乐曲。

即日起,曲目征集活动在全国公开展开。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曾传回《东方红》乐曲。2007年中国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嫦娥1号”也将传回美妙的乐曲。

“嫦娥1号”月球卫星将在进入绕月轨道以后,于距地球38万公里之外的遥远太空,即相当于“东方红1号”地球卫星距地面数百倍的距离外,向地球传回一组优秀的中国乐曲。

国防科工委月球探测工程中心提出了150多首建议曲目,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投票并结合专家推荐、评选,最终选出30首曲目。

这150多首建议曲目包括歌曲、戏曲、器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展现了中国56个民族的优美文化,还包含了具有港、澳、台独特区域特色的曲目。

投票人可通过《中国电视报》和“中国探月”网站同步进行评选,评选活动于2006年8月9日结束,10月份公布结果。

国防科工委、中央电视台、中国音乐家协会等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组成的“嫦娥1号”探月卫星播放乐曲评选委员会,负责组织评选。

最终评选出的30首歌曲最接近的前100名投票人将获得一枚纯银质嫦娥工程纪念胸徽,这前100名投票人中还将抽出1人免费现场参观“嫦娥1号”卫星发射。

国防科工委组织召开的绕月探测工程第三次工作会暨决战动员会的召开和“嫦娥1号”搭载曲目的征集,表明中国探月工程建设离飞月已经不远了,科学家们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这一阶段的决战状态。

攻坚研发嫦娥发动机

“嫦娥1号”卫星是凭借什么力量进行轨道变换,奔向月球的呢?这主要靠卫星上安装的13台发动机来为其奔月提供动力。

绕月探测工程卫星系统推进分系统主任设计师魏延明说:

人们往往为火箭发射时的壮观场面所震撼,而这只是整个航天任务的第一步。

运载火箭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后就完成了其全部使命,卫星随后的轨道机动、位置保持、姿态控制及返回地面将全部依靠其自身的推进系统来完成。

在“嫦娥1号”卫星上,推进分系统配置了1台大推力的变轨发动机和12台小推力的推力器。12台推力器分成A、B两分支,每分支6台互为备份。

在“嫦娥1号”奔月的过程中,运载火箭将卫星送入绕地球飞行的大椭圆轨道后,卫星的推进分系统就开始工作。经过1次远地点和3次近地点变轨,使卫星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再经过2到3次中途修正和3次近月制动,将探测器送入绕月轨道。

在随后卫星的1年寿命期内,还需要定期进行位置保持控制和姿态控制。

魏延明介绍说:

一旦大推力的变轨发动机发生意外,12台小推力的推力器可以替代它工作。

为了保持“嫦娥”奔月有足够的动力,在总重为2350公斤的卫星中,有约1200公斤是携带的燃料。

我国卫星推进系统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经过4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研制成功了能够适应各种轨道任务需求的推进系统平台,其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刘昌国所带领的十几人团队承担着嫦娥1号卫星推进分系统中最关键部件,490牛顿变轨发动机的研发工作,卫星从地球调相轨道进入地月转移轨道,直至最后进入环月轨道所进行的数次变轨,依靠的就是这台发动机提供的动力。

关于490牛顿变轨发动机对探月工程的重要意义,刘昌国说:

490牛顿变轨发动机是“嫦娥1号”卫星所有零部件中唯一的“单点故障点”,没有备份,运行过程中一旦出现丝毫故障和失误,卫星运行就失败了。

探月工程的一位首长夜里梦到发动机到了天上打不开,第二天就急着把我叫到北京,再次详细研究发动机完成“嫦娥1号”卫星飞行任务的可靠性。

这副重担压在一个相当年轻的团队身上,这个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只有30岁,还有多名是“80后”。

“嫦娥1号”卫星使用的490牛顿变轨发动机。交付初期,团队曾遭遇挫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整个团队中“没有一个人选择放弃或离开”。

刘昌国说:

国家利益和航天事业是让我们留下来的理由!

我们的收入可能不及外企员工,但他们或许永远体会不到我们中国航天人的那份自豪感!

上海空间推进研究所阀门研究室主任魏青说:

全国有上万人直接参与“嫦娥1号”卫星工程,我们只是中国航天人的一部分。

在这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绝不是一句空话!

在上级领导的关心指导下,490牛顿变轨发动机研发工作顺利走出逆境,并取得一系列技术上的突破。过去发动机提供的动力是为离地5万公里的卫星准备的,此次要到离地38万至40万公里;过去发动机只要满足点火4次至5次的要求,这次由于“嫦娥1号”卫星需要多次变轨,因此点火次数的要求提高到9次至10次。

2007年11月5日,“嫦娥1号”卫星第一次近月制动即“刹车”准确实施,成功地被月球引力捕获进入环月轨道;11月7日,最后一次近月制动完成,490牛顿变轨发动机也顺利完成历史使命,在中国探月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成功之后,刘昌国和他的团队却不敢有丝毫松懈。刘昌国说:

我们的工作如履薄冰,成功了当然高兴,但庆祝后的第二天又开始投入新一代卫星发动机的研发。对我们来说,每一次成功都意味着更大挑战!

在“嫦娥1号”卫星发射成功,地处西安南郊的航天科技集团公司11所2室的科技人员也是欣喜若狂。因为,他们也是放飞“嫦娥”的人。“嫦娥1号”的“心脏”,一、二级液体火箭发动机,就出自这些科技人员之手。

多年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动机在历次飞行试验中一直保持着100%的成功记录,给11所2室的科技人员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而是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和忘我的精神,全身心投入为“嫦娥”研制发动机的工作之中。

发动机作为运载火箭的“心脏”,在飞行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为了进一步确保发动机的高可靠性,保证发动机在空中运行额定状态万无一失,他们在试验台上把发动机工作时间延长到比实际飞行多一倍甚至多几倍的时间,使每个零件的耐温,耐压,耐摩擦等性能都受到严格的考验,并获得了准确的数据。

此外,火药启动器及电缆的设计改进,使发动机能够在更大的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提高了发动机对苛刻环境的适应能力。

经过坚持不懈的技术攻关,用于“嫦娥1号”卫星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终于以其可靠的工作、卓越的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为“嫦娥1号”卫星发射获得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飞行任务的特殊需要,决定了“嫦娥1号”火箭发动机在一系列研制工作中必须把可靠性分析、可靠性试验和可靠性设计放在首位。

在从探月工程上马到发射的3年期间,11所2室的科技人员始终遵循着“高可靠性”的原则,在艰苦的研制过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疑点,一步一个脚印,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迈出了一步步坚实的步伐。

在火药的首次研制中,尽管火药的燃烧性能正常,但11所2室的科技人员发现燃烧后的产物中有较坚硬的固体小残渣,这种小残渣看似微小,但它如果吹到涡轮泵里,则可能影响涡轮的正常工作。

为了满足发动机的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11所2室的科技人员又重新研制火药,但性能改造后的火药经过试验后,发现其高温及常温性能较好,但低温性能较差。他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亲自考察了火药研究所的试验条件及保温条件,终于查清了问题所在。经过重新改进配方后,火药的性能完全满足了要求。

如果说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那么涡轮泵就是发动机的“心脏”。为了保证涡轮泵万无一失,在涡轮泵联动试验前,涡轮泵组的技术人员对设计改进方案反复研究分析,认真分析了两级节流方案的可行性、计算了节流圈的尺寸,论证了入口采用金属软管联接的方案。

与此同时,11所2室的科技人员还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联接用涡轮泵副系统入口过渡管的设计。

这些方案和设计,在试验台和产品试验中得以应用,为其高可靠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改进后的涡轮转子成功地参加了3次涡轮泵联动试验。其中一次联试按预定程序顺利完成了高工况600秒长程可靠性试车,为进一步提高火箭发动机可靠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世间最沉甸甸的一个字就是“情”,而为了给“嫦娥”研制出高质量的“心脏”,11所2室的科技人员把许多情都搁在了一边,他们把心贴在发动机上,把情注在发动机上,全力拼搏在发动机研制的第一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报效祖国的铮铮誓言。

人员多、研制型号多、35岁以下年轻人多,是发动机研究室的显著特点。面对这“三多”中的有利与不利因素,该室制定了一系列详细周密的科研生产、质量保证、人才培养和新老交替计划,特别对“嫦娥1号”发动机研制任务提出了详细加严措施,使该研究室每一位科技人员都把这种精神作为自己工作的行为准则,并在“嫦娥”的研制历程中逐渐成长,挑起了型号研制的大梁。

在为“嫦娥1号”交付发动机的日子里,年轻的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段增斌,经常晚下班,经常不回家,频繁奔波于外地,全部家务都交给了妻子。

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从事医务工作的妻子默默包揽了家里的一切。多少次她忍着病痛送走出差的丈夫;多少次她医院、家里两头跑,一人照顾着病中的女儿……每当谈到这些,段增斌的妻子总是说:

只要小段能干出点成绩,圆了事业的梦,自己付出再多都值得。

年轻的副主任设计师张金容在连续工作几个昼夜后,由于劳累过度又一次晕倒在试验现场,大家将她送到医院刚输完液,她就迫不及待地赶回试验现场。

几年来,为了工作她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提起孩子,她的眼神中总是流露出深深地愧疚……

在为“嫦娥1号”研制发动机的日日夜夜里,该室科技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年轻的技术人员为了拿出最准确的计算数据,有的顾不上照顾刚生产完孩子的妻子和刚满月的女儿,坚持奋战在查找故障现场,有时连续24小时都顾不上回家;有的青年技术人员的爱人从外地探亲,但他们日夜奋战在故障分析现场,根本无暇顾及妻子,远道而来的妻子只好当起他们的“后勤部长”。

“一次成功不等于次次成功,次次成功不等于下次成功”。尽管这些科学家为“嫦娥1号”研制发动机取得了连续成功的佳绩,但他们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又瞄准了新的更高的目标。在这些科学家们的无私奉献精神鼓舞下,中国的探月历程走向了更加辉煌的未来。

科学家研制嫦娥软硬件

2009年3月,“嫦娥1号”在冲向月面,完成“很美很壮烈”地一撞后,结束了它的使命。随同它一同完成撞击的,还有搭载的仪器和软件系统。这一撞,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开始。

此时,“嫦娥1号”身上搭载的由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和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的激光高度计,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为“嫦娥1号”最后一次测轨的中科院上海天文台VLBI系统,得到了同样的荣誉。

当“嫦娥1号”以完美一撞谢幕之际,这两支曾为造就它们呕心沥血的科研团队,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把激光器送上天,在“嫦娥1号”之前,中国人还没尝试过;把观测遥远天体的VLBI即甚长基线干涉系统用于月球卫星实时定轨,在“嫦娥1号”之前,地球人都还没尝试过。

这“天下之先”,因着“探月工程”,我们不仅尝试了,还实现了一次性成功。

时任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所长、激光高度计项目负责人的王建宇说,那是集合了全国相关科研力量的一次攻关。由于技术的敏感性与特殊性,激光高度计的所有核心部件必须自主研发。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在制造激光器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但他们的激光器从未上过天。

王建宇说:

器件必须要能适应太空环境,必须耐得住剧烈的温度变化和宇宙射线的轰击,还必须能在真空和失重状态下保持良好性能。

这就得对元部件一个一个地改造、测试,直到全部达标。

对所有的元部件进行改造,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难的工程。

VLBI原本用于观测百万光年外的遥远天体,属于天文学基础研究的设备,可“探月”的国家需求,促使它来了一次奇迹般的角色转换。

由于我国没有深空探测站,如果仅用航天S波段测控系统,“嫦娥”奔月时横向测量精度不够,这样“嫦娥”被月球捕获时测轨的误差会比较大。而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建设的VLBI系统,恰恰是探空横向定位的高手,其精度可达毫秒级,月球表面一个2米长的物体,它一“眼”就能定出精确的位置。

不过这套设备的稳定性、实时性,开始都还达不到要求。因为探月工程要求在10分钟内算出轨道数据,并传送到飞控中心。当时我国的VLBI系统没有数据处理能力,它用磁带记录下数据后,通常要过一个月左右才能把数据送到处理中心。要完成这全球“第一次”的角色转换,也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但科学家们毅然担了起来。

当“嫦娥1号”撞上月球那一刻,激光高度计并未开启。为了将这个激光器送上天,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上海光机所、半导体研究所等多家科研机构精诚合作,日夜攻关,才交出了满意的作品。

激光灵敏度超过“月亮女神”所搭载的日本制造的激光高度计,而重量只有15公斤,比日本的整整轻了4公斤。

王建宇说:“这可是我们的心血啊!”

上天的器件,就怕能量大,而高度计的激光器瞬时功率可达30兆瓦,在地面上也算大功率,能把几米开外的铁板打得直冒火花。然而,这么大功率的激光器“走”200公里,也就是“嫦娥1号”在绕月轨道的高度,打在月球表面,返回的信号却是极其微弱的。这一强一弱,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事实上它包含了无数的难题,等着科学家去解决。

还有,研究人员发现,传统大功率激光器在真空状态下能量衰减很快,寿命离要求指标相差很多。此时,离交付产品的期限只剩下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通过多次试验,为激光器重新设计“太空服”,终于成功地将它的寿命提高到一年以上,克服了“上天”瓶颈。

相比激光高度计的研制,VLBI系统要经历更多的“从无到有”。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探月工程VLBI分系统项目技术负责人张秀忠介绍,他们是“两条腿走路”,同时开发软件和硬件实时相关处理系统。张秀忠说:

我们必须自主开发实时相关处理系统,当时全球只有五六个国家有这样的能力,核心技术全部保密。

软件灵活但运算速度慢,硬件研发周期长但运算速度快。结果到验收时,两套系统都成功了。

2007年10月25日,VLBI系统开始为“嫦娥1号”测轨时,处理中心从接收数据到将结果报给飞控中心,只用了5分钟!

连通北京、上海、昆明、乌鲁木齐四地的射电望远镜,将VLBI数据实时传回处理中心,满足了探月工程的需要。同样让天文台惊喜的是,这番技术推进,使我国的VLBI观测技术走到了世界前沿。

2008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国际无线电联盟大会上,我国学者关于VLBI用于深空导航的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2009年10月,中俄将联合发射火星探测器“萤火一号”,届时我国VLBI系统也将为其导航。

上海天文台台长洪晓瑜说,VLBI具有数据处理能力后,他们已可独立做一些观测,开展类星体致密结构等前沿研究。他还说:

更让我们惊喜的是,VLBI在探月工程中获得的技术提升,为我们的基础研究带来了许多好处。

以前我们要把观测到的数据拿去国外处理,获得些二手资料。

有种看法认为,基础研究与工程应用往往相距较远,但VLBI系统却恰恰实现了工程应用与基础研究的良性互动。

同样,将激光器送上太空并顺利完成一年工作任务后,空间激光应用的大门应声而开。

王建宇所长说:

现在卫星通讯一般用无线电进行传输,但光比无线电的频率高出很多,其承载的信息量理论上是无线电的万倍以上。

科学家们勇于创新的精神,不仅实现了我国的初步探月工程,而且让我国赢得了世界荣誉,让我国的航天科技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模拟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2007年9月4日到6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1号”试验队模飞工作胜利结束。这一模飞共48小时,比预计用时少了一个白天。这次模飞考验了星上设备,也再一次验证了飞行程序的正确,演练了参战人员的实战能力。

模飞胜利的取得来之不易,由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发射场试验队人员较少,只能安排人员两班倒,一班12小时,尤其是上夜班的同志,连值两夜,十分辛劳。

为了保证设备的温度在连续工作后不致太热,测试间空调较凉。加之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晚上天气又寒,兼之下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控制与推进分队工作的房间又不能独立调节风量,所以室内温度特别低。

为御寒,试验队特意向部队借了20件军大衣,参试的同志都裹着军大衣干活,即便如此,很多同志还是冻得直跺脚。值班的领导不时巡视,实在太累了就紧紧裹在军大衣里,缩在冰凉的椅子上眯一会儿再起来继续工作。

工作人员的辛苦努力,最终换来了模飞的胜利。这一切都是为“嫦娥1号”成功飞月作最后的冲刺。

其实,“嫦娥1号”卫星的抓总研制单位,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半个多月前就来到了发射场,为“嫦娥1号”发射做积极的准备。

2007年8月中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派出一支85人的试验队,远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发射任务,在这里,试验队用70多天的时间为“嫦娥1号”卫星完成最后的武装,直到把它送上神秘的太空。

8月17日7时,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1号”试验队85名试验队员集合于北京首都机场,准备搭乘8时30分的飞机到达成都,再转乘14时的飞机飞往西昌执行发射任务。

然而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少麻烦。

7时10分,试验队接到机场的突然通知:所搭乘北京至成都的航班被推迟到13时40分起飞!

试验队领导着急了,因为发射场的工作计划都是按小时来安排的,推迟4个小时,对试验队而言绝非小事。

于是,试验队领导立刻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值班柜台联系。当听说乘客是要赶到成都转机西昌执行“嫦娥1号”卫星发射任务的时候,对方领导立刻答复:我们帮你们安排最近的一班飞机!

8时30分,在机场的大力协助下,全体试验队员上了另一班飞往成都的航班。但是,问题又出现了,由于临时安排航班,机上座位不够!不久,客舱里响起了机长浑厚的声音:

各位旅客,本飞机搭载了一批即将飞往西昌执行航天发射任务的同志,他们今天必须在成都转机,目前机上还差两个座位,有哪位旅客愿意转到下一班飞机上?请大家主动配合,支持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

听到这个消息,一对老夫妇很快站起身,把座位主动让给了试验队的同志。

对于机场同志和这对可敬老夫妇的热心帮助,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试验队的同志们十分感激。他们深深感受到了作为航天人的自豪,也深深感受到了使命的沉重。

8月19日,烈日当空。这一天是去西昌机场接“嫦娥1号”卫星的日子,为了完整地拍下运送卫星的全过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1号”试验队摄影师赵力帜提前来到机场。

12时,运送的飞机按时来到。飞机刚刚停稳,赵力帜便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拍摄。他详细的拍下了机舱缓缓打开,露出卫星包装箱,然后包装箱被吊装到运送卫星的汽车上的过程。

当装有卫星产品的汽车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缓慢向靶场进发时,赵力帜就一直站在有天窗的汽车上把着录像机一路跟踪拍摄。

西昌的太阳照射特别厉害,赵力帜怕摄像机被晒坏,只好把仅有的一块毛巾盖在摄像机上,自己暴露在毒辣的太阳下。

16时多,运送卫星的汽车到达发射场,赵力帜就这样坚持在窄小的汽车天窗口里站了两三个小时,一直牢牢用身体顶住录像机,确保拍摄出高质量的接卫星画面。而他自己的面部与脖子却被太阳晒伤了,火辣辣地疼。他就是这样用辛勤的劳动,得到了一组“嫦娥1号”卫星珍贵的第一手声像资料。

8月22日上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试验队总装分队接到命令:为了“嫦娥”卫星的安全,要在工作现场安装两台摄像装置。

接到命令后,总装分队立即与北京联系。总装与环境工程部领导立即责成条件保障室准备进场设备,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西昌。

军令如山,条件保障室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当即开始对摄像装置进行调试、装箱,并于当天深夜从首都机场起飞奔赴西昌。

从试验队下达命令,到监视摄像装置安装到位,整个过程不到24小时,这就是航天人的速度。

9月4日起,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1号”试验队迎来了一场关键的战斗:48小时模飞。

“嫦娥1号”卫星发射之后,要经历主动段、调相轨道段、地月转移轨道段、近月制动和环月段的运行。在每个阶段星上各设备要相继开机,姿态不断变化,尤其是490N发动机要点火10余次,动作多而复杂,且要求一次成功。

为了确保这个飞行过程的准确无误,“嫦娥1号”试验对在发射场电测中特意安排了一次跳时的M6模飞,模拟从火箭点火到环月后有效载荷开机的全过程。

经过实验队的艰苦努力,9月6日,模飞工作胜利结束。实验队为“嫦娥1号”的胜利上天力求做好任何一点准备,以防出现任何失误。

在“嫦娥1号”卫星研制队伍里,女同志占据了不小的比例,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1号”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叶培建院士介绍说,在整个“嫦娥1号”卫星研制队伍中,女同志约占35%的比例;而在卫星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等关键技术岗位,女同志也占据了25个席位中的7位。

“嫦娥队伍‘嫦娥’多。”叶培建院士这样说。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试验队里的“嫦娥”们,同样为“嫦娥1号”的成功发射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女人,他们承担着和男人一样繁重的工作,更要承受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忍受很多不为人知的酸楚。

一天,大概23时多,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1号”试验队政工组的同志被一阵急促而小心翼翼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一看,是总体分队的潘艳华。

只见潘艳华的眼睛红红的,着急地说:

不好意思,你知道医生在哪个房间吗?我的孩子不小心吃了水银,我想问问大夫有没有事……

说着,这位母亲不由自主地眼泪直流。作为一名三岁小孩的母亲,她远在发射场离别孩子两个多月,见不到,摸不着,孩子出了这样的事情自己只有着急心痛的份儿,一点忙也帮不上,她怎能不流泪呢?

最后,在队医的劝慰下,潘艳华默默地回房歇息,第二天又仍坚持上岗工作。

“细节决定质量,质量决定成败”,越到了最后,越要小心,不能出任何差错。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试验队进场后,总装分队检验员鹿旭东在对设备状态进行检查时发现,测控数传分系统合成单元设备内部,半钢电缆接头锁紧螺母5扣里松动了1/2扣。

问题发现后,测控通信分系统主任设计师吴学英,在有关技术人员的配合下积极查找问题的原因,并及时将问题上报试验队领导。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刘强副院长和叶培建总师兼总指挥,在第一时间对后续归零工作和本型号的举一反三工作做出了安排。试验队其他部门也及时行动起来,为彻底解决问题出谋划策。在试验队各级人员的积极参与、群策群力下,该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嫦娥1号”试验队是一支严谨精细的团队,是一支严格按程序工作的团队,是一支充满战斗力的团队。在这个团队里,无一例外都要辛勤地工作。

在发射场的日子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1号”总师兼总指挥叶培建队长,总是与试验队员一起操劳在第一线,要随时主持解决试验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难题和质量问题,听取各分系统工作汇报,主持各种评审会,还要关心试验队员的业余生活,问寒问暖。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对一个62岁的老人本己疲惫的身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劳累使他的老毛病脊椎间盘突出又犯了,他坐立躺行都十分艰难与痛苦,连坐车都十分困难。

然而,叶总以顽强毅力支撑着。开会时,他常常借助双手撑着椅子扶手十分艰难地坐到座位上,又十分艰难甚至要有人托住他的双臂才能站立起来。

每当看到他捆绑着护腰带双手拄腰拖着疲惫的身体艰难行走时,试验队员都在心底不断问自己:我能帮叶总分担什么吗?什么也不能,只好关切地问一声:“叶总,您好点没有?”

这位具有“院士”称号的航天老专家、功绩卓著的科学家在本可以享受晚年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承担“嫦娥”工程这样艰难的挑战呢?叶总说:

人,只要活着,总要做点有价值的事,为国家做些事情。

如此简朴的语言,表达了一位老航天人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他已把身心融入到祖国发展的命脉之中,把自己与“嫦娥1号”卫星紧紧相连在一起。

他的精神也感染着每一名试验队员!

王树杰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卫星总装班组中不能不提到的一个人。工作中他踏实肯干、认真细致,交给他的工作用班长刘福全的话来说就是:“他办事我一百个放心!”

在“嫦娥”卫星即将出场、总装工作最繁忙的时候,王树杰的母亲因病去世了。为了不影响总装工作进度、不给班组其他同志增加工作量,他没有把母亲病重住院的消息告诉任何人,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直到母亲病逝后去火化的当天,才请了一天假去送亲人。

“精忠报国”这个词用在王树杰身上一点都不过分。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为了“嫦娥”卫星的早日腾飞,他用自己的默默奉献诠释了这4个字全部的内涵。

加注工作,是卫星发射场工作中重要而危险的关键环节。为确保“嫦娥1号”卫星的加注成功,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控制与推进系统事业部调集了推进中心的全部精兵良将,专门请来了加注工作的元老吴文耀研究员为“嫦娥”保驾护航。

吴老今年已经69岁高龄,满头白发,但目光炯炯有神。“嫦娥1号”所用的加注设备,倾注了吴老师全部的心血,是他多年加注工作智慧的结晶。尽管他已退休,近期身体不适,但听到召唤后立即放弃了国庆假日赶到基地,立即充满活力地投入危险而紧张的工作,看着吴老忙碌的身影,加注的同志们都说:“只要有吴老在,心里就特别有底,再苦再累都不怕!”

中国的航天事业走过了51年的岁月,51年来,正是全国人民的支持才使得我们的航天事业不断地战胜困难,走向成功。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试验队员为中国的首次探月作出了自己的光荣贡献。

“嫦娥1号”蓄势待发,全中国人民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指挥员即将下达奔月令

“……5、4、3、2、1!点火!起飞!”每当在火箭发射时,总有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在指挥着火箭托着卫星直冲太空。这个指挥者,在航天专业术语上就是“01号指挥员”。

那么这次担任01指挥员的会是谁呢?

他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年仅37岁的航天科技专家李本琪。李本琪曾先后12次担任发射01指挥员,在发射这一刻,发射场上数千名航天专家和科技人员都得由他指挥,火箭“点火”命令得由他下达。

有人曾经这样开玩笑地问过李本琪:“发射火箭的01指挥员跟播音员有什么两样,不就是倒着数数吗?”

李本琪回答说:

卫星发射如同一场战斗,发射指挥员就是前敌指挥员,必须敢于负责,果断决策。

作为“01号指挥员”,李本琪在发射任务中多次遭遇“险境”,而他总能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最终确保发射圆满成功。

2007年4月14日凌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大雨滂沱,“东方红3号甲”运载火箭托举着我国“北斗”导航卫星矗立在发射台上。进入负4分钟程序后,测试人员报告说:

一个为火箭供气的连接器未按规定脱落,若不在3分钟内脱落,火箭点火升空时必然被其拉扯住,火箭、卫星乃至整个发射场都可能不保。

此刻,百余号人的远控大厅鸦雀无声,首长、专家和参试人员的目光全部集中到了李本琪身上。

临危不乱,在1分钟内连续下达7道口令,相关岗位人员心领神会、默契配合。终于,1分钟后故障排除,火箭顺利升空。

这短短的1分钟,凝结的是李本琪的15年的苦功。

1992年,李本琪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仅用两年,他就全面掌握了火箭测试发射相关知识。此后,他又从火箭研制设计学起,对火箭结构原理了然于胸。

作为此次“嫦娥1号”发射指挥员,李本琪又成了前线指战员,卫星发射“点火”的口令由他下达。

“零窗口”则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谓“零窗口”,即指在预先计算好的发射时间,分秒不差地将火箭点火升空,不允许有任何延误与变更。

当时,发射中心预定“嫦娥1号”将于10月24日18时5分发射。但西昌为半山地型气候,天气复杂多变,多雷暴雨。这样的天气是不利于卫星发射的。为防止遇到恶劣气候等不利因素,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准备了另外两个预备发射日期:10月25日、10月26日。

中国绕月探测工程火箭系统总指挥岑拯说。

如果把这三天发射时间都错过了,那只有到明年上半年才能发射“嫦娥1号”。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已先后发射了数十颗卫星。以前几乎每次发射,都在晚上八九点钟甚至深夜。

这主要是为了让卫星能更好地进入轨道。由于以前经常发射通讯卫星,选择在深夜发射便于卫星进入预定轨道。由于此次发射的是绕月卫星,选择18时许发射,便于“嫦娥1号”卫星找到奔月窗口。

如果火箭升空后,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然出现轨道运行异常且超越了安全范围,护卫火箭上天的激光等仪器,就会迅速发挥作用,将其击碎,其碎片也必将落在疏散安全范围区内,不会对人畜造成任何伤亡。

10月20日上午,中央电视台的直播采访申请获得高层最后通过,直播器材已经运达西昌发射基地。

另外,这次卫星发射存在的另一个安全问题就是空间碎片。据科学家观测,当时空间的大大小小碎片已超过4000万个。

紫金山天文台空间目标与碎片监测的专家将联合相关单位,展开空间垃圾“狙击战”,为“嫦娥1号”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

参加这次卫星发射工作的,除了大陆专家,还有4位香港科学家。他们是绕月探测应用委员会成员,他们将参与研究“嫦娥1号”带来的权威月球数据。这是首次有港籍人士参与我国航空航天方面的重要研究。

这4位科学家堪称“背景显赫”:郭新教授、陈炯林教授和陈永奇教授均曾任职于美国太空署并曾主持过相关工程,徐扬生教授则是我国太空机器人领域首席技术顾问,目前正在主持研究新一代微型智能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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