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中国不愿意有原子弹，但中国却不得不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法国杰出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对杨承宗说：“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先生：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毛泽东说了关于原子能事业的一句名言：“这是决定命运的。”
● 中央决策
共和国故事・大国信心毛泽东说要研制原子弹
1954年，毛泽东在一次接受国外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中国不愿意有原子弹，但中国却不得不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是针对超级大国屡屡用核爆炸的音响效果作为自己的外交语言，对我国进行赤裸裸的恫吓和讹诈，说出这番话的。
同时，他也知道，只有等有了原子弹后，我国才能接着研制导弹核武器。
早1951年，曾担任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主席的法国杰出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对即将返回中国的我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也说过类似的话。
约里奥・居里说：
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先生：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居里夫妇的女儿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自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人民开展核科学研究的一种支持。
1953年，朝鲜战争一直处在僵持状态：中美双方一直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战事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同年1月中旬，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激动地向美国国会报告：一种适用于大口径火炮发射的核弹头第一次爆炸成功。
这意味着核武器既可以用于战略目的，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这一消息使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重新考虑核政策。
因此，新上台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一度想用核武器一劳永逸地结束朝鲜战争。
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的1954年，美、英等国再一次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早在1945年7月16日，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52年10月3日，英国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可见，我国的起步已经很晚了。
因此，党中央下决心要研制原子弹和导弹核武器。专家给中央领导讲课
1954年秋，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到北京，传到中南海：我国地质部在综合探矿中，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的踪影。
要知道，有没有铀矿资源，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一个重要前提。
得知我国可能有富铀矿资源的消息后，毛泽东决定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的模样。
当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刘杰立即带着矿石标本来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
看着那块黄黑色的矿石，毛泽东说了关于原子能事业的一句名言：
这是决定命运的。
在那次汇报后不久，毛泽东、党中央毅然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请钱三强给中央领导介绍原子核科学研究的状况。
第二天，李四光、钱三强等人按时来到丰泽园。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当时，李四光就展示了黄黑色的铀矿石，并当场对铀矿资源和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国勘察发现铀矿石的有关情况作了讲解。
在讲解过程中，领导们一个个传看着了铀矿石标本，他们都对那块来看似“普通的石块”，竟然会含有那种神秘的物质，而且会产生那样惊人的能量感到不可思议。
随后，钱三强汇报了世界各国核物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概况，和我国这几年在核物理学方面的准备工作。
之后，他把探测仪器放在桌上，又把一小块放射源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
这时候，大家就惊奇地发现，探测器立刻发出“嘎嘎”的轻微响声。
当下，领导们都高兴地笑起来。有的领导人也接过铀矿石来试了一试，只见探测器果然也发出了同样的响声。
于是，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关于核武器的问题，钱三强他们都细致地做了回答。
最后，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开始做总结性讲话。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
他接着说：“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
毛泽东思考着，强调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泽东看看大家，接着说：
你们看怎么样，现在有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毛泽东突然一转话题，向钱三强提出了原子内部的结构问题：“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吗？”
“是这样。”
“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一时答不出话来。会议以前，尽管他曾有所准备，但是，毛泽东所提出的问题，是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也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
钱三强如实回答说：“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它们是不可分的吗？”
“现在的研究，是这样。能不能分，还没有被认识。”
毛泽东缓缓地抽着香烟，思考着说：“我看不见得。”他带着商量的口气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
钱三强静静地听着，大家也都静静地听着、思索着。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毛泽东微笑着，抽着烟……
吃饭的时候到了，大家来到餐厅，餐厅里摆了三桌饭菜。
毛泽东坐在钱三强这一桌，他的右边是彭德怀，左边是李四光，钱三强坐在他的对面。李四光本来是一口普通话，今天改用地道的湖北话，与毛泽东谈笑自如，十分开心。
毛泽东平时滴酒不沾，这次却特意斟了一杯红葡萄酒。毛泽东站起身来，举杯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毛泽东热切盼望和积极推动的中国原子能事业从此拉开序幕。中央决定研究原子弹
1950年6月，我国留美学生在美国成立了“留美科协”。他们在芝加哥附近召开的年会上，发布了一封给我国科学工作者的公开信，他们在公开信上说：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热烈地想念着祖国，想念着你们。我们一致决心在最短时间内回国，回到我们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兄弟的行列，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大潮之中。
1950年，200多位中国留学生冲破重重阻挠回国参加建设。
回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有：邓稼先、金星南，实验物理学家肖健等。
这之后，从1951年到1957年，由国外回来到近代物理所工作的科学家，有核物理学家杨澄中、陈奕爱、戴传曾、梅镇岳、李整武、郑林生、丁渝、张家骅。
这次回国的还有：高能物理学家汪德昭，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肖伦、冯锡章，加速器专家谢家麟，计算机和真空器件专家范新弼等。一时间，我国核物理领域的科技人员都摩拳擦掌，一心要在原子能领域干出名堂来。
我们都知道，我国早期原子能的研究，是期待苏联援助的。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8月间，刘少奇率中共代表秘密访苏，会谈中，斯大林曾邀请代表团看了一部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实况的影像资料。
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试验地点在苏联东北区接近北极圈的荒原地带。
影片主要是表现原子弹的投掷过程、蘑菇云的升起的奇异景象，以及爆炸对试验目标破坏的范围和程度。
随后，1954年9月9日，彭德怀同刘伯承率领代表团应邀赴苏联参观原子弹的实地军事演习，同去的有粟裕、陈赓、许光达、刘亚楼、邓华等。
1954年10月1日，苏联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来参加新中国建立五周年庆典，同时与中方代表团会谈。
10月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中、苏两国最高级会议上，赫鲁晓夫问毛泽东说：“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
毛泽东回答说道：“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
赫鲁晓夫愣住了，因为毫无思想准备。他稍停了一下对毛泽东说：“你们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
他又说：“我们的想法是，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强。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
毛泽东回答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其实，毛泽东想搞属于我国自己的核武器的决心很坚定。
经过几轮谈判后，苏方终于答应：有限度地帮助我国发展核武器。
因此，1955年11月16日，中央决定设立三机部，主管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以配合苏方即将提供的援助。后来，三机部又更名为二机部。
0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两国政府的正式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
协定规定：苏方援助中国研制原子武器，其中包括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1958年1月，李觉出任刚刚成立的二机部九局第一任局长。这是二机部最重要的一个局，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工作。两位副局长是吴际霖和郭英会。
1月21日，吴际霖拟定了九局《1958年工作纲要》及第一季度工作计划。
3月，苏联专家安德列耶夫・卡列尼奇等12人选厂组来到中国，开始选厂筹备。
5月，李觉、吴际霖、郭英会、何广乾和苏方专家初步选定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为原子弹研制基地。
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
因此，中央很快批准了李觉的筹建报告，确定核武器研制基地建设为02工程。
3个月后，由来自全国各部队的2000名转业干部和战士，以及7000多名民工和2000多名建筑工人，组成了万人施工大军，顶风冒雨，昼夜不停，浩浩荡荡地向中国西部进发。
铁道兵部队和交通部十万火急地抢修铁路和公路。
来自全国各地的器材、设备源源不断地运来。
数以千计的大学毕业生、留学生以及刚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原子弹研制的进军行列。
1958年7月，新成立的北京第九研究所，在花园路破土动工，作为接受苏方提交原子弹模型与技术资料的场所。
与此同时，浓缩铀、反应堆、核燃料元件、铀水冶炼等工厂和矿山的建设陆续展开；苏方援建的反应堆、加速器在北京西南部坨里建成并正式移交使用。
就这样，我国一场规模空前的核武器的战役正悄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就在这个时候，因为种种原因，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之后匆匆赶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庆典，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
10月1日，在天安门的城楼休息室里，赫鲁晓夫冷冷地对毛泽东说：“苏联将不能再给中国提供原子能技术了。”
毛泽东以沉默回答了他。
1960年7月16日，苏方突然照会中国，决定从中国召回全部派遣援华的专家。
7月18日，这个消息传到北戴河。毛泽东对前来汇报的李富春说：“我们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我看这也好嘛！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
到8月23日为止，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方专家全部奉命回国，并带走了大部分重要的图纸资料。
不难想象，苏方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后，我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立即陷入了全面的瘫痪，我国核工业也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至此，中苏双方在核武器领域的合作，就这样夭折了。
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