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说：“只要我们制定出一些优惠政策，创造一些优惠条件，我就有把握把人才招到特区来。”
●陈野苹建议说：“你们还可以到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去跑一下，我们也下个文件，你们先招聘，我们后给指标，你们招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指标！”
●吴南生感触很大，他对罗昌仁说：“老罗，不把这水治住，这特区还怎么搞呀？”
● 艰苦创业特区做好人才引进开发
1980年，特区建立之初，深圳人才奇缺。7000多名干部中，从事行政工作的占绝大部分，仅有一名工程师和325名专业技术干部。
同时，深圳干部队伍还普遍存在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的问题，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干部仅占总数的9％。年纪轻、文化程度高、懂技术、会经济、从事城市和企业管理的干部更是凤毛麟角。
这种状况极不适应特区建设的迫切需求。
“能安天下者，唯在用得贤材。”当时，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清醒地认识到，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一项崭新的事业，而这项事业的建设又是在当今世界掀起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形势下进行的。
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目的在于通过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
因此，要建设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新型特区城市，就需要有大批具备现代化知识的各种专业人才。
然而，特区成立之初，人才引进工作并不是太容易做，因为深圳的条件太辛苦了。
当时，罗显荣走马上任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他才发觉在如此大的深圳，居然买不到一只合适的饭碗，结果，硬是让家里人从广州把饭碗送来。
1981年时，调任《深圳特区报》总编辑的吴松营到深圳后，为找到一张写文章坐的凳子发愁。
后来，吴松营在一条小水沟里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小木凳，洗洗干净，就这样这个小凳子跟了他8年。
就在吴南生上任之前，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已全面展开。当时，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局党委副书记刘清林被调往蛇口。
面对深圳的情况，多年以后，刘清林仍然记忆犹新，刘清林说：
记得那天一大早我们就从广州上了路，待汽车“爬”到宝安境内时，已是掌灯时分。
一到南头半岛，我的心凉了大半截：房屋破旧，野草丛生，一条弯弯的烂泥巴路从荒山水塘穿过。
汽车剧烈地抖动起来，把我们高高抛起，再重重摔下，透过车窗和尾灯，我看到车尾后一片尘雾。
我被安排在水湾村一间流动渔民房住下，这里的渔民都靠打鱼摸虾过日子，水电都没通。大伙儿会想办法，水泵从一个小水塘抽水，在水塔里过滤一下就饮用了，并用小发电机解决了电的问题。
面对着如此艰苦的环境，很多人退缩了。
1981年2月，面对深圳人才奇缺的情况，新任深圳市长急了，他急令主管组织工作的市委常委刘波到省城求援。
刘波到深圳前曾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自觉多少有点把握，便自信地说：“先调几百人来应应急。”
深圳市长却说：“多多益善。”
于是，刘波先找到了省委书记任仲夷。
任仲夷听到情况后，非常重视，他明确指示，省直机关，包括广州市的干部，能调多少就调多少，可以调三分之一。
然而，事实却让刘波非常失望。
得到任仲夷的指示后，刘波在广州开始了动员工作。他跑了几个星期，又是开会，又是做工作，又是个别谈话，到头来，只有20多个人同意到深圳来。
因为广州离深圳太近了，广州的干部太清楚深圳的艰苦环境了。
就这样，刘波怀着失败的心情，灰溜溜的回到了深圳，向深圳市长交差。
看到刘波一行的“收获”，市长急了，他把刘波狠狠地训了一顿。
然而，训归训，问题还是要解决。
此时的刘波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他对市长说：“只要我们制定出一些优惠政策，创造一些优惠条件，我就有把握把人才招到特区来。”
听到刘波的表态，市长点头表示认可。
于是，深圳市委连夜开会，定出7条吸引人才的具体的措施，主要包括：
住房：工程师可分到两房一厅，高级工程师三房一厅；
户口：只要全家迁到深圳，不论家属户口是不是在城镇，一律可以报深圳户口，没有工作还可以安排工作；
工资：高于广州，低于香港
……
此外，深圳市委、市政府还提出，妥善安排本人工作，聘用期满去留自由等。
有了这些政策上的优势，刘波感觉到有底了。
1981年11月底，刘波一行再一次外出为深圳招兵买马。这一次，刘波不是去省城广州，而是到北京，直奔中共中央组织部。
此前，刘波曾任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中组部去过无数次，但是哪怕是见到副部长的机会都很少。
这一次，刘波却受到了隆重接待。中组部部长陈野苹，副部长曾志，不仅热情地接见了刘波等人，还亲自主持部务会，召来各部门的负责人，让他们听刘波等人的汇报。
面对各部门的领导，刘波开始了汇报。刘波汇报的内容主要就是人才奇缺，急需支援。
为此，刘波还特别强调，如果按正常手续调动一个干部，档案要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到地方，没半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这样深圳可是等不起。
于是，刘波大胆地问：“能不能也像招聘工人那样，公开地招聘特区所需要的干部？”
陈野苹思考了一下，明确地说：“引进干部可以有多种渠道，选调可以，招聘也行，只要用人单位、受聘干部及其原单位三方同意。招聘可以先不转户口不调档案。合同期满，还可以回到原单位。”
陈野苹部长的话一出，顿时会场上响起了阵阵议论声。因为，在当时，我们的干部制度，从来都是把人卡得死死的。
干部的正常调动，每个人都由上级部门做出计划，下达指标。干部调动的双方单位先要互发商调函，再进行政治审查，一切都没问题了，再按照干部调动的审批权限上报上级机关，无论在哪一级卡了壳都不行。
当时，有一个很流行的词汇叫做“两地分居”，指的就是夫妻两人常年在异地工作，每年只能靠30天的探亲假短暂地相聚，由此又产生了一句很“革命”的口号：“舍小家，顾大家”。
陈野苹部长的这段话，无疑是对这种僵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松绑，其意义特别重大。
接着，陈野苹建议刘波：“你们还可以到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去跑一下，我们也下个文件，你们先招聘，我们后给指标，你们招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指标！”
同时，副部长曾志建议，把特区招聘干部的年限由35岁放宽到45岁，这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大学生被耽误了10多年，此时年富力强，正是做事的年龄。
领会中组部的意见后，刘波开始到上海、武汉、重庆、成都等地，开始他的动员工作。
据后来刘波回忆说：
那年我们在北京住了两个多月，当时中央有22个部，每个部都让我们跑到了，每个部的党组都听了我们的汇报。
接着，我们又分赴上海、武汉、重庆、成都、长沙、沈阳等一共12座大城市，所到之处，我们都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特区招聘干部的7条优惠政策，上海的《解放日报》还专门发了一则消息。
当时的《解放日报》是这样刊登的：
深圳经济特区这次来沪招聘的主要对象是建材、建筑、轻工、食品、化工、纺织、新闻广播、政法、园林、医疗、财经等方面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
此外，还需部分工商业管理、金融、法律及英语等中高级师资。
凡年龄在4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本市中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年龄可适当放宽，经所在单位同意后，均可前往应聘。
对上述的干部，深圳特区将在生活、工作方面给予较好的优惠待遇。高中级干部调来深圳时，其在城镇无工作的配偶及子女可随同迁入。
工龄15年以上、40岁以上的，其配偶、子女在十六岁以下，属农村户口的，可帮助转为城市户口。
经正式选定后的应聘人员，应在办理调动手续的同时，一并将户口迁往。
这也许是建国以来第一条有关公开招聘人才的新闻报道。
在这篇报道里，关于户口的新政策以及其他的优惠措施，带给很多人以巨大的希望。因此，消息发出后，仅仅在上海，就有上万人前往应聘，一时间，招聘办公室差点“爆棚”。
当然，深圳的招聘并非全部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在重庆，就遇到了阻力。
当时，重庆一位主管组织工作的女同志，对深圳的这种方式很有意见，她振振有词地提出了意见：
一、只要个人、用人单位、所在单位三方同意就可以招聘，那把上级组织部门摆在什么位置，还要不要组织纪律性？二、什么优惠政策，无非是用物质利益作诱饵，把这里的干部的思想搞乱了，谁负责？三、干部管理的一套制度，可不能随便乱改，否则非乱套不可！
有了这三条“紧箍咒”，重庆的招聘没法公开进行了。于是，刘波只好自己到街头巷尾去张贴招聘广告，招聘办公室也只好设在自己租住的房间里，其行踪，很像是“地下工作者”。
就这样，从1982年起，在中央和省委组织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深圳每年派出招聘干部工作组，从全国各地择优选用了大批领导骨干和专业技术干部参加特区建设。
另外，深圳还采取商调、选调、借调、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调配干部。
同时，深圳市为了吸引人才为特区服务，在住房分配方面也采取了一些优惠措施。
特区创建初期，市委、市政府就专门在滨河、园岭、通心岭等住宅区留出一批住房，优先安排给公开招聘的专业技术人员居住，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就这样，传统的干部管理制度又被突破了一个缺口，从1982年起到1988年，一共有5万多名特区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参加到深圳特区建设的行列中来。
在注重引进的同时，特区政府还特别重视人才培训工作，坚持“教育与经济同步发展”的方针。
根据特区特点，发挥特区优势，面向特区需要，着眼特区未来，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建立和健全培训机构，配备专职干部，通过多种途径开展人才培训工作。
首先，通过市委党校和市培训中心，举办了各种干部培训班，对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干部普遍进行专业技术与文化知识培训。
同时，深圳市又选送了一批干部到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省内高等院校进行培训，系统地学习特区建设所
需要的现代化的各类专业知识。
另外，深圳市还选送了一些干部到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为特区培养更多的中、高级专业技术干部。
为了做好技术评定工作，深圳市政府还分别成立了各类干部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进行干部技术职称评定、晋升工作。
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特区广大干部、职工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蔚然成风，政治素质、专业和文化素质普遍得到了提高。
特区的人才引进与开发，对特区建设起了明显的作用，促进了特区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的“四化”建设。不少引进的人才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使特区干部队伍在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为干部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
许多专业人员，在城市基本建设中发挥了业务骨干的作用，保证了特区基本建设任务的完成。
同时，在促进科技进步、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医疗卫生水平等方面，引进的各类专业人才也作出了许多杰出贡献。特区获得多项政策优势
1982年11月8日，广州出版的《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都刊登了一篇新华社关于特区建设的长篇通讯，这篇通讯说：
办特区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
其实，早在筹划建设特区时，邓小平就曾经表示过，对特区只给政策，不给钱。
因此，新华社的这篇文章，确实真实反应了特区的成功实际上政策上的成功，而不是中央在资金上对特区的偏爱。
中央对特区政策的优惠，表现在中央各部门陆续颁布的各项法律法规及各项文件中。
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
该文件专门为特区拟定了10项政策性措施，明确规定深圳经济特区要建成为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
接着，为了尽快地办好特区，发挥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自1979年至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省人大常委会以及经国家有关立法机关授权的政府部门先后制订颁布了6个法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广东省经济特区入境出境人员管理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企业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企业劳动工资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商品房产管理规定》。
在这些文件中，中央对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经营管理方面的优惠。主要内容是特区内外商投资企业享有经营自主权，依照批准的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不受干涉。
税收优惠。主要内容包括特区内企业一律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外商从企业分得的利润汇出境外一律免收所得税；其他多项减免税费规定。
土地使用方面的优惠。主要内容包括对在特区投资的外商可以获得土地使用权，并在使用期限和收费标准上给予优惠待遇。
产品销售方面的优惠。主要内容包括特区内外商企业产品出口，免征海关出口税和工商统一税，并允许一定比例的产品内销。
外汇管理方面的优惠。主要有外商合法的外汇收入可汇出境外，外商企业可以互相调剂外汇余缺等。
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简化出入境手续等。
这些政策的出台，对保障特区投资者各方面的权益，保障投资者获得各种优惠待遇，以及在行政管理上简化手续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对特区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优惠政策，给特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走出了一条利用特区外人才、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进行建设并取得较高经济发展速度的新路子。出台特区发展规划大纲
1979年，深圳市组建之初，深圳市委根据中央的决策精神，就提出深圳将建成为一个面10平方公里、有10万居民工作与生活的小型城市。
为此，深圳市的规划工作，开始展开。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深圳市专门成立了由市委常委李馨亭兼任主任的市基本建设委员会，管理城市建设与规划。
同时，深圳市政府还改变原来由各单位自筹资金自己建房的做法，改由房地产管理局统一安排建房，一次性搞好配套的公共设施。
当时，中央也十分关注深圳的市政规划工作。
一次，王震副总理在视察深圳时，得知市里规划设计人员缺乏时，立即指示六机部派出第九设计院参与深圳规划工作，并由勘测院无偿为深圳作了10平方公里地质普勘工作。
1980年5月，中共深圳市委成立了以市委书记张勋甫为主任的市城市建设规划委员会。
5月中旬，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特区委员会主任吴南生，带领省城市规划工作组，到深圳进行城市规划工作。
与此同时，其他兄弟省、市的许多规划设计单位，也派人参加深圳市的规划设计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规划办公室制订了《深圳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方案和总图，并依据总图进行道路、桥梁、给水、排水、防洪、园林、电力、电信、煤气、口岸等各项专业规划设计。
此“规划”的主要内容有：
深圳城市规划面积为50平方公里，人口50万，发展目标以工业为主，同时发展贸易、农业、旅游业。
在道路交通方面，规划将主干道深南路和笋岗路的宽度定为50米，罗湖区的道路基本是在老城的基础上改建。补建和扩建，上步新区的道路则是按方格网形式设计的路网。
在工业方面，规划提出了以电子工业为主，并规划了上步工业区和八卦岭工业区，在笋岗货运站旁边规划了清水河仓库区。
8月26日，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深圳市通过了该总体规划，并以此来指导特区初期的建设工作。
1981年8月，国务院一位领导视察深圳时指出：“市政府要把城市、特区管理好，一定要下很大的功夫”，“特区要跳出现行管理体制的框框，要办新的事业。”
此后，随着特区建设的飞速进行和城市规格的提高，原先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无法适应特区事业综合发展的要求。
为了使特区建设沿着正确方向有计划地协调发展，建设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深圳市委、市政府再次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和有关人员，对特区进行了全面的现状调查和发展预测。
于是，在原有城建规划的基础上，有关人员又拟订出《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初稿，并在1982年初召开的深圳市干部会议上进行了认真讨论修改。
在此之后，深圳有关部门又分别两次邀请内地和香港共100多名专家学者，对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评议。
1982年11月30日，经过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先后8易其稿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最终定稿。
该大纲共分12章，是一份经济发展战略报告。
它对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对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旅游业、商业金融及对外贸易、仓储业、住宅业、市政公用事业、环境保护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分别提出了发展的方向、目标和步骤，对人口规模、土地利用和功能分区等也作了相应的安排。
《大纲》的制定对特区建设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大纲》根据深圳城市东西长、南北窄这一地理条件，采用了带状形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结构，运用滚动开发战略，规划一片，建设一片，收效一片，用“滚雪球”的形式积累资金，开发新区，保障了深圳的城市建设始终以较高的速度进行。
“大纲”制定后，特区创业者们广集海内外经验，博采众家所长，在实践中不断使之得到修改、补充和完善。
1983年冬，由深圳市委书记带领的深圳代表团考察了新加坡。
回到深圳后，市委书记等人吸取新加坡经验，对深圳的规划方案，由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
市委提出应该扩大大纲提出的深圳城市绿化带，在所有主干道两侧尚未建起的房屋一律从红线后退30米，留出绿化地带。
在此意见指导下，深圳市副市长罗昌仁具体指导了规划的再修改，原则上坚持了市委的决定，能够退地的坚决退。
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修改人员提出，在上海宾馆至深大电话公司一线以西留出宽度为800米的绿化带，各个公园范围予以一定程度的增加。
这一具有远见的修改，对改善特区的投资环境、建设现代化城市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了详细的城市发展规划，深圳的建设开始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当时，为了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深圳市重视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为此，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周鼎明确地说：
现代城市规划本身就具有法规性质。
正是在周鼎等人的推动下，深圳的城市基本建设才有了一个权威的指南，从而保证了特区城市基本建设乃至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稳步发展。
特区初期的拓荒者们为特区勾勒的这幅建设蓝图激励特区人进行了艰苦的奋斗，也保证了深圳建设的科学与规范。工程兵加入基建大军
1979年，深圳组建特区之初，各路基建大军就开始向深圳集结，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就是这批大军中的一员。
当时，中央准备在广东深圳试办“出口特区”的消息传到基建工程兵一支队，大家感觉到又有一个新战场可以大干一场了，所以全队上下都非常兴奋。
为了妥善做好这项工作，基建工程兵一支队领导立即决定派部队到深圳支援特区建设。
经过实地考察并征得深圳市委同意后，支队党委从属下的5个团中抽调了千余名精兵强将，组成基建工程兵部队，南下深圳，参与建设。
在同时，支队还决定派一名副师长和一名副政委组建一个深圳指挥所，负责指挥在深圳的建设施工，以确保能出色完成施工任务。
当时，深圳城市建设刚刚起步，施工队伍的基本生活资料十分紧缺，施工材料匮乏，施工条件极差。
在困难面前，基建工程兵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不怕苦，不怕累，一边安家，一边投入施工。
一到深圳，部队就承接了建造市政府办公大楼的工程任务。
当时，基建工程兵在任务重、工期短的情况下，经过全体官兵的顽强拼搏，基建工程队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了施工任务。
紧接着，部队又承建了电子大厦、友谊商场、伴溪酒家、南头直升机场等工程，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就这样，基建工程兵凭借着吃苦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当时深圳施工队伍中声誉鹊起。
1980年12月，深圳市政府提出要在一个月内疏通从现解放路广场至深圳戏院前面的一条长1650米、宽6米、深两米左右的排洪沟。
当时，这段路已有30多年没有疏通，由于其臭气熏天，且施工条件特别艰苦，许多施工队伍不愿接受这项工程。
在困难面前，人民子弟兵再次显示出了顾大局、敢吃苦的精神，勇敢地接受了此项任务。
接受任务后，部队便派出200多名干部战士投入到紧张的施工之中。
在施工中，部队没有现代化的疏通工具，只好靠人下到沟里用铁铲、铁镐，甚至用手挖。抽水机不够用，战士们就用自己的脸盆往外舀水。
恶劣的施工条件加上超负荷的工作量，致使前后有8名战士晕倒。
但这并没有吓到我们的人们子弟兵，他们以顽强的毅力，经过25天的奋战，比原计划提前5天完成了任务，受到了特区领导的称赞。
1982年5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将其改编为地方施工企业。
当时，考虑到特区急需大批施工队伍，以及这支部队在特区施工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深圳市委、市政府请示国务院，要求调部分基建工程兵到深圳参加特区建设。
同年7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批文，决定调派基建工程兵部队两万人开赴深圳，并在条件成熟时集体转业，改编为深圳市属施工企业。
12月底，基建工程兵各部队基本调遣完毕，共计7个团，一个医院，下设两个师和8个团的建制。
这是一支实力雄厚、纪律严明的城市基本建设队伍，它拥有各类专业技术干部1088人，固定资产6000万元，流动资金近一亿元，设备总值5161万元，机械设备7�7万多马力。
这批新加入的基建工程兵，像先前调来的部队一样，是一支敢于吃苦的部队。
当时，新到深圳，他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毫无怨言，默默奉献，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特区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到达深圳后，这两万基建工程兵的临时驻地仅有百沙岭0�8平方公里及竹子林一带，住的是用芦竹、油毛毡搭成的临时棚子。
没有自来水供应，部队就自己打井解决吃水问题。燃料严重缺乏，战士们煮饭只能靠市里发的有限的一点煤炭。
一次，一场强台风袭击深圳，部队的基本生活设施差不多都遭到破坏，有的部队几天没吃上饭。
后来，经市领导批准，部队才买到一些凭外汇券供应的面包分发给各团暂度难关。
在这种异常困难的情况下，部队仅用4天时间就恢复了正常施工。
1983年9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在深圳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庆祝大会。
在庆祝大会上，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到会讲话。在讲话中，市领导充分肯定了基建工程兵在特区建设中所做出的成绩。
随后，市政府下发《关于基建工程兵两万人集体转业改编为我市施工企业的通知》，决定将冶金指挥部临时指挥所、三十一支队机关合并到特区建设公司，属下的7个团分别改编为深圳市建筑工程公司、市政工程公司和市机电设备安装公司，冶金指挥部临时指挥所医院、三十一支队门诊部合并改编为市基建职工医院。
有了这样一支基建队伍，深圳的基建工作更是如虎添翼。
从1979年底基建工程兵第一批部队来到深圳，到1983年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的3年多时间里，他们共接大小工程160多项，竣工面积7万多平方米，完成建设投资4500多万元，在深圳铺路、架桥、清淤、排洪、建楼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而繁重的工作，为特区“七通一平”基础建设的顺利完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基建工程兵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顽强战斗的作风，体现了特区开拓者艰苦创业的风范。
也正是有了基建工程兵以及和基建工程兵一样富有顽强拼搏精神的基建工作者，深圳的建设才能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并被国内外广泛赞誉为“深圳速度”。特区建设者艰苦创业
1979年，宝安改名为深圳，而深圳的这“圳”字即有田野里的水沟之意。
当时深圳特区的面积虽然有327�5平方公里，但实际可供开发的面积，约为110平方公里。
1980年，吴南生来到深圳后，住在深圳唯一的一座五层楼房里。
到了晚上，面对无数蚊子的攻击，人们只好躲进闷热的蚊帐里开会和研究问题，讨论这特区建设究竟从哪里开始。
一天夜间，深圳突然下了一场大雨，住在一楼的人睡着睡着突然觉得漂了起来。
他们连忙爬下床才发现，雨水已经把床都淹没了！
好不容易天亮了，人们出去才发现，这个楼附近已变成了一片汪洋。
此事对吴南生感触很大，他对罗昌仁说：“老罗，不把这水治住，这特区还怎么搞呀？”
据丁励松后来回忆道：
7月27日夜间的那场暴雨，坚定了我们先开发罗湖的决心。那一次，我们的住地全泡在齐腰深的水里，工程师呕心沥血得来的规划设计图纸被水毁掉了，来自香港的旅客不得不卷起裤腿，从粪便浮起的车站中穿过。面对这样的祖国南大门，令人羞愧难当。
不久，推土机、挖土机出动了，罗湖呈现一派移山倒海的气势。尽管还有人横加干预，挑起争论，并多次下令停工，最终也只好悻悻地接受了现实。而今广厦林立的罗湖，就是这一现实的延续。
于是，吴南生选定在通往香港的罗湖、文锦渡两个口岸之间一带，搬山填地，进行先行开发。
然而，这个决定作出后，却是惹来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对者指责说，罗湖一带地势低洼，年年暴雨成灾，在这里搞开发，无异于将大把的钞票往水里扔。
在知道谷牧副总理给了3000万拨款之后，反对声更大了，他们还提出：“是建设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特区，还是死搬国外所谓加工区的模式。
是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还是只靠少数人另搞一套。
主要领导成员是集中精力抓好大事，还是整天埋头同外商谈生意。
对外商是一视同仁广泛争取，还是只围绕几个熟人兜小圈子。
……”
面对质疑，吴南生不顾责难，决定开工。
此时正是七八月份，是深圳多雨的季节，这季节，正好让到特区来检查工作的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赶上了。
来到深圳后，看到从香港过来的小姐太太们一个个提着高跟鞋，捏着鼻子涉水而行的场景，江泽民感到很震撼。
陪同江泽民检查工作的秦文俊大发感慨，说：“国门这个样子，不先开发好，建设好，怎么行呢？”
江泽民问：“怎么个搞法？”
秦文俊用手指着不远的罗湖山说：“这两座小山包共有90多万立方米，正好可以用来填罗湖小区。”
江泽民看了看罗湖山，思考了一席，感慨地说：“工程量不小哇。”
秦文俊说：“是啊，所以有人说这是把钱往水里扔呢。”
看了看江泽民，秦文俊接着诚恳地说道：“我们正想好好向您汇报呢。”
江泽民笑了，他指了指大街上的积水，微笑着说：“还汇报啥，老天爷都替你们汇报了。”
得到江泽民的支持，深圳建设者的胆子大了起来。当然，不过事情并没有完，责难还在继续。
12月8日，副总理谷牧在任仲夷、江泽民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深圳视察。
此时，正值要搬罗湖山填洼地，反对者的意见再次提了出来。
面对质疑，江泽民则再次表态：
如果把罗湖搞起来，先小后大，就可以把外资吸引过来，我8月份来，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
说道这里，江泽民提高声音，铿锵有力地说：“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
深圳人在成立之初，就这样在质疑和艰苦的环境之下，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历程。深圳基本建设初见成效
1980年前，在筹划建特区之初，深圳便开始了城市的基本建设。
当时，深圳建设资金严重匮乏，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都要靠内地提供，物资运输也很不方便，铁路仅仅只有一条单线，没有卸车场。
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深圳人迈出了城市建设的第一步。
为了打开城市建设的局面，深圳市拨款修建通往省城的深南路，改变了原来坡陡、路窄、崎岖不平的状况，改善了通车条件，使之成为深圳新市区的主干道。
面对吃水紧张问题，深圳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拨款扩建自来水厂，使其由原供应两万人用水提高到可以供应5O万人用水。
在国家与广东省的支援下，深圳还积极架设高压电线和兴建电信大楼，解决城市发展所必需的电力和通信问题。
同时，深圳市还成立了工程指挥部，以规划通心岭、南园两地住宅区建设工程。
房地产管理局在木头龙、红国两地兴建公产房居民住宅，这4个点都是市财政拨款开发建设的，基本上满足了源源不断调入深圳的干部、科技人员、职工的住房需求。
1980年特区成立后，深圳市领导立即着手拟订开发计划，成立了以市委书记罗昌仁为首的罗湖工程指挥部，利用仅有的3000万元贷款开发罗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搬掉了罗湖山，把原来地势低洼的罗湖小区垫高了1�07米，实现了“三通一平”，为特区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当时，深圳改革开放事业的兴起，吸引了全国各地有识之士前来投资建设，不少省、市、自治区及中央一些部委纷纷要求在深圳设立对外联络机构，建造办公大楼。
在这一段时间里，深圳市政府的领导非常发愁，因为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的驻深单位都来要地皮建办公楼，而且要的地皮都在罗湖那片已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黄金地段。
一次吃午饭时，丁励松突然来了灵感，他高兴地说：“为什么不让他们合盖一幢大厦？”
有人问：“那得盖多高呀！”
丁励松说：“高怕什么？南京的金陵饭店37层，我们就盖他个38层，来个天下第一！”
于是，丁励松就把这个想法向市委、市政府作了汇报。很快一个要第一高楼，以满足多方面需要的设想便产生了。
1981年5月，市政府在竹园宾馆召开了由来自全国各省、市及国务院所属12个单位的90多名代表参加的会议，宣布了合资盖大楼的计划，原则上是按出资多少、参股多少来决定大楼楼层和套房的分配，这个计划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响应。
这座拟议筹划中的大楼，就是当时被誉为“中国第一高楼”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
当时，深圳市委领导认为，国贸大厦这座全国最高的大楼应该是深圳经济特区的象征，因此，楼址要建立在深圳市的商业中心。
为实现这个目的，市物业发展公司代表38个集资单位，协调设计、施工队伍，作了大量的工作。
1981年7月，大楼设计方案初步确定。
1982年5月，开始楼桩基础施工。
10月，国贸大厦全部316根桩的桩基工程完毕。
然而，就在此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国家对深圳的期望更高了。
与此同时，特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也对国贸这个改革开放的标志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市委决定将大厦主楼地面增加到50层，高160米。
面对临时的变动，大厦工程设计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广泛收集国内外技术资料，精心修改设计方案，圆满完成了任务。
于是，紧张的工程施工开始了。
当时，国贸大建设全面采取公开招标：中南设计院的朱振辉等人的设计方案获得通过；整体建筑施工的中标单位是中国建筑三局一公司。
中建三局之所以中标，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工期短，造价低，更主要的是他们决定在建造国贸大厦的施工中采用先进的滑模施工工艺。
所谓“滑模”，就是改变过去建筑施工常用的“搭”“砌”的办法，在可以拆除的活动模板中间浇铸混凝土。
等到混凝土一凝固，活动的模板便“滑升”，如此再浇铸，混凝土墙便立在那里了。
然而，这种滑模工艺看似简单，但如果是大面积的浇铸，特别是像国贸大厦一次浇铸就达1300平方米
的超大规模滑模的工艺将是非常的复杂。
也就是说，滑模升得快，混凝土尚未成型，墙体自然就会坍塌。而如果滑模升得慢，由于混凝土已经凝固，墙体就会被拉断。
而混凝土的凝固时间又受到其标号、质量以及天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因此，在正式施工前，中建三局进行了3次滑模试验，但3次全失败了。
有人灰心了，就连香港方面的投资商也有心打退堂鼓，说虽然香港的合和大厦采用的也是滑模工艺，但那毕竟是在香港呀。
就在此时，罗昌仁带着市委的意见来了：大面积滑模施工不但要搞，而且必须成功！
就这样，紧张的施工又开始了。
接到任务后，中国建筑三局一公司的职工干部在艰苦的施工条件下，发扬团结奋战、无私奉献的精神，终于提前13天完成了地下室工程。
接着，一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大胆创新，提出用“内外筒同步整体升滑”的方法，高速度、高效率地建造大厦主楼。
1983年8月，国贸大厦标准层的滑模施工开始了。
然而，此时却遇见了麻烦。经过一个月的施工，试滑了几次，但都失败了。
此时，罗昌仁副市长及时赶到了，他先认真地检查了现场，听取了技术人员的汇报。
当时正是8月，天气闷热得让人感到窒息，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罗昌仁的身上，等待着他的表态。
罗昌仁详细听取了汇报后，对施工人员说：“你们先做好两件事：第一是先把塌落的、开裂的水泥统统打掉、凿透、清除干净，然后再将水泥补上、补平、补牢，经过专家验收后才能算数；第二就是成立一个滑模攻关组，找出事故原因，再接着干！”
人们听到罗昌仁的话后，知道滑模还可以继续搞，一下子都欢呼了起来。
很快，失败的原因就找到了，原来是由于滑模的面积太大，一次成形的建筑面积就达1320平方米，如此大量的水泥，必须一次浇灌，才能使它的凝固时间保持一致。而当时是用吊车往上运水泥，速度显然跟不上。
很显然，滑模技术是先进的，但施工人员的设备太落后了，他们是在用落后的设备实施先进的技术，这怎么行？
于是，施工人员就决定使用先进设备，一打听，正好香港就有德国产的混凝土输送泵。
但问题又来了，当时要买进口设备，必须要报批，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报批有时要很长时间才能下来。但工期可是不等人呀，怎么办？
当时的中建三局局长张恩佩也顾不得许多了，在还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就拍板批准买了4台德国的混凝土输送泵。
设备买来了，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电钮一按，4台输送泵就哗哗地向模具内喷吐搅拌好的水泥。
到了当天的凌晨3时，500个千斤顶一起顶着1300多平方米大、3米多高的模板向上滑升。
再看刚浇出的墙体，没有开裂，没有滑落，平面像刀切的一样！
一公司闯过技术难关后，继续加强管理，兢兢业业地施工，滑模速度越来越快，开始时7天滑一个结构层，从第三十层开始就持续以3天一层的速度滑升到顶，最快时曾创造出两天一层的记录。
这时恰好有北京来的一位记者采访，他惊叹道：“哇！
两天半一层楼，深圳速度真是了不起呀！
于是，3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一下子震动全国！
就这样，仅用了10个月，一公司就完成了国贸主楼的立体结构施工，从而以令人信服的效率和速度进入国际先进水平，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
1985年底，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高160米、53层的国贸大厦胜利竣工，并交付使用。
这座当时国内最高的大楼，不仅是深圳的标志，还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在一个个工程获得完工的时候，速度问题在深圳也显得格外显眼。关于深圳此时的建设速度，负责城市建设的罗昌仁印象最为深刻，据他后来回忆道：
当时整个深圳就像是个大工地似的，到处都是热气腾腾的。
路一条条修起来了，路名却还没有起。我就请了一些秀才来，请他们帮忙起名字。秀才们说，起路名可不是容易事。
结果等了两个月名字也没起出来。这可怎么办呢？我说泥岗的那条路就叫泥岗路，笋岗就叫笋岗路，在下步庙的住宅小区就叫下步区。
后来还出了笑话，有人说“‘上步区’就是‘上不去’嘛。”
也有人说：“你怎么起了这些土了巴叽的名字，你不会泥岗叫玉岗，笋岗叫渔岗呀？”
我说：“我们来不及呀，我们就知道干，却不会起名字，只好当地叫什么名字我们就起什么名字。”
就这样，在那种连路名都来不起的速度下，深圳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国贸大厦建成的同时，蛇口工业区、沙口角这两个特区窗口的基础建设也基本完成。
至此，深圳建设初见成效，它的成功激励着深圳人进一步去开创更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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