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专门组织第一批驻外大使，在屏风后观摩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的仪式，帮助那些将要出使的同志了解递交国书的礼仪。
●周恩来说：“军队在平时要练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也要假想一些问题。”
●周恩来说：“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机会难得，不能放弃。在那里，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争取打开我们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
● 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工作外交部派出第一批驻外大使
1949年10月16日，古朴典雅的中南海勤政殿里，气氛庄严肃穆，新中国第一位驻华大使，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的仪式在这里庄重举行。
这是新中国接受的第一份国书，是新中国外交的第一个音符。
17时，罗申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兼交际处处长阎宝航的陪同下，率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史白夫、齐赫文斯基及秘书、助理武官等11人，驱车来到勤政殿。
礼车刚在勤政殿门前停下，军乐队就奏响迎宾的乐曲，欢迎第一位驻华大使的到来。
苏联外交官们下车后，缓步走过早已列队等候的仪仗队。仪仗队的官兵们英姿挺拔，威武雄壮，以持枪礼和注目礼向外宾们致敬。
检阅过仪仗队后，罗申走上前去，与等候在勤政殿门前的周恩来会见。双方互致敬意，并彼此介绍。双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传达彼此的信任与尊敬。
随后，宾主一起步入勤政殿正厅。随后，递交国书的仪式正式开始。
毛泽东主席及中方的参礼人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外交部长周恩来、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等，在外交人员的安排下，站到指定位置。在交际处长阎宝航的引导下，罗申大使及其随行人员也站到了指定位置。
毛泽东主席身着浅灰色中山装，神情庄重，站在大厅的正中间。罗申大使一身戎装，健步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敬地行了个鞠躬礼。毛泽东答礼后，罗申走上前，双手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签署的国书双手呈上。
这是新中国接受的第一份国书。白色信封背面封口处，贴着一个凸出的带有苏联国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字样的印花，正面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收
国书首页上方正中是苏联国徽的钢印，国书用俄文写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主席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切望始终不渝地促进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间所如此幸福地建立起之友好关系，并深信巩固苏中之间的友谊，符合和平与国际安全之利益。因此，决定任命公民尼古拉・瓦西里维奇・罗申为驻贵国特命全权大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公民尼古拉・瓦西里维奇・罗申本国书，请您，主席先生，惠然赐见，并信赖其荣幸地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向您所陈述之一切。
什维尔尼克(签署)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A・葛罗米柯副署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49年10月3日
毛泽东接过国书，交给旁边的周恩来。
随后，宾主互致颂词和答词。
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在递交国书和致辞这一外交礼仪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和罗申大使并没有握手，而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结束后，罗申大使走上前来，与毛泽东主席握手寒暄，并向毛泽东主席引见苏联使馆其他官员。毛泽东热情地与他们一一握手。
随后，交际处处长阎宝航招呼大家，在挂着五星红旗的屏风前合影，将这一历史时刻记录下来。
接下来，周恩来外长又陪同罗申大使到毛泽东主席的办公室，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简单地谈话。
仪式结束之后，交际处处长阎宝航陪送罗申回到大使馆。
罗申的汽车走远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开始了。与苏联正式建交后，波兰、丹麦等10个国家也相继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始互派使节。
这个时候，中人民共和国向外国派驻使节成了当务之急。
1950年6月下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名单：任命耿飙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兼任驻丹麦公使，王幼平担任驻罗马尼亚大使，谭希林担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彭明治担任驻波兰大使，姚仲担任驻缅甸大使，王任叔担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担任驻匈牙利大使。
这些驻外大使，都是中央从各野战军兵团级将领和国家有关部门及地方高级干部中选调进入外交部的。
虽然奉调进京的同志对即将承担的工作都满怀热情，但毕竟是门外汉。所以，为了使他们尽快开展工作，外交部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和一些国家驻华外交官讲课，介绍国际形势、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风俗习惯乃至外交工作经验和外交礼仪等等。甚至还专门组织他们，在屏风后观摩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的仪式，帮助那些将要出使的同志了解递交国书的礼仪。
6月2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主席专门接见了彭明治等10位大使。
毛泽东幽默地对大家说道：“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好就好在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
周恩来接着说：“军队在平时要练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也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接着，周恩来拿出一沓毛泽东和他的名片对彭明治说：“外交无小事，带上它工作方便，需要找波兰领导人时就把我和毛泽东的名片交给他们。”
彭明治接过那些米黄色的布纹纸名片，看得格外仔细。这时，身边的一位同志说：“这名片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都笑起来。
7月中旬，在这批使节即将赴任之际，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有关司局领导在外交部的礼堂同他们进行了交谈。
周恩来认真了解他们赴任前的准备情况，耐心地解答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从使馆任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方法乃至着装等方面作了具体地指示。
在7、8月间，新中国的第一批大使陆续抵达驻在国，并于递交国书后开始履行使命。
从1949年10月派出第一位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到1951年9月，我国首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到任，新中国共派出了15位驻外使节。他们就是我国派驻的第一批驻外大使，代表着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地位，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历史重任，开辟着新中国外交领域的新工作和新局面。教育部拟出开门三件事
1949年12月，教育部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新当选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就教育部的工作方针作报告。
早在新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便指出：新政府建设的重点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要想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基础上建设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就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这自然要将教育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马叙伦在这次报告中，他将新中国的教育定位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目的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他指出：
代替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这种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
我们对于旧教育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根本的改革。
按照这个方针，教育部领导全国教育机关，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抓工作。
第一个方面：收回教育主权，接收外国津贴学校。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国内敌对分子蠢蠢欲动，妄图制造事端，在抗美援朝战线的后方制造混乱。在教育界，一些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成了敌对分子的据点，经常发生敌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事。例如：上海的进德女中，不仅打着伦理课的幌子继续开设宗教课，还利用每天的晨会时间，进行宗教仪式和宗教宣传，毒害学生思想。求德女子初级中学，制止学生参加开国典礼、保卫世界和平大游行等，也不准在校内搞庆祝活动。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以外资津贴学校为据点，收集情报，散布谣言，搞特务活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教育主权，接办外国津贴学校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首先着手收回辅仁大学的自办权。
1950年7月14日，辅仁大学教会代表芮歌尼致信中方校长，他在信中写到：
教会可以每年拨给辅仁大学14.4万美元教育经费，但中方必须满足四个条件：1、学校新的董事会由教会选任；2、教会对学校人事安排有否决权；3、附属中学的经费自给自足；4、圣言会所在地仍由教会保留，任何人不准侵扰。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解雇我5名进步教员的要求，公然对学校行政进行干涉。
７月29日，芮歌尼还宣布：
自本年８月１日起，教会对辅仁大学之补助经费即告断绝。
7月31日，辅仁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反对教会的这种帝国主义强盗行径。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辅仁大学事件”。
辅仁大学事件并不是简单的教育经费问题，其有着很深的历史背景。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会于1925年1月在北平创办的。最开始取名为辅仁社，在旧涛贝勒府办大学预科一班，并聘请英敛之为社长。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该学校试办，并正式将校名改为“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当年暑假之后，学校便开始招收大学班学生。到新中国成立时，辅仁大学已有23年的历史，教师中多有知名人士，总共有毕业生将近4000人，成为与北大、清华、燕京齐名的国内著名高等学府。
北平解放后，共产党领导教职员工进行民主改革，校内的亲美教会势力被削弱，这引起了教会的不满。于是教会在经费上开始卡脖子，将学校的经费从22万美元减少到了16万美元，而且迟迟没有做出1950年的预算。
为支持辅仁大学师生的斗争，中央政府决定垫付辅仁大学两个月的经费，并派人劝说芮歌尼收回原案。习惯了旧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芮歌尼完全不把新政权当回事。他继续四处活动，并两次发表《告同学同仁书》，鼓动少数不明真相的工友向学校请愿。
９月25日，教育部长马叙伦以中国政府名义通知芮歌尼到教育部谈话，正式告知其人民政府对教会学校的原则态度和解决辅仁大学问题的方针与办法，还严肃指出，教会不得干涉学校行政，并正式声明，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在不能容忍的时候，将收回学校自办。
９月30日，教育部收到芮歌尼代表天主教会的正式答复：
根据９月26日来电的条件，补助经费决定停止，除非条件基本上改变。
1950年10月12日，教育部经政务院批准并根据政务院的指示，将辅仁大学收回自办，并任命原中方校长陈垣为校长，负责主持校务。
当日，辅仁大学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校门和礼堂挂上了巨幅标语：
拥护人民政府接办！
庆祝辅仁大学新生！
教职员工团结起来办好新辅仁！
上午，全校3000多名师生员工参加了庆祝大会。在庆祝大会上，陈垣校长首先致词，他说：
……为了辅仁的师生员工的学习和工作，为了收回国家的教育主权，政府决定把辅仁接收自办。这是我们全校师生员工所绝对欢迎和拥护的。从今天起，辅仁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接着，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接办辅仁大学的命令，任命陈垣为辅仁大学校长。
同日，教育部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马叙伦严肃通告了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的五项基本原则：
ｌ.在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不允许外国人办学校，这是世界通例。
２.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在遵守国家方针与法令的条件下，可以暂时允许他们继续办，但中央人民政府保有根据需要以命令收回自办的权利。
３.宗教与学校教育是两回事，必须明确分开，在学校课堂内不允许进行宗教活动。
４.教会设立的高等学校，不允许任何人强迫和利诱学生选修宗教课程。
５、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有关教育法令是全国私立学校都要遵守的法令。
在新政权的支持下，辅仁大学收回教育主权的斗争取得了圆满的胜利。
第二个方面：改善学生健康状况。
1950年6月19日、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两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回复他关于学生健康状况恶化的报告。
第一封信说：
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
第二封信说：
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问题。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教育部由部长亲自组织干部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具体措施，如规定学生自习时间、睡眠时间、体育文娱活动时间，减轻学生负担，改进学校伙食工作、卫生工作等。这些措施在全国各级学校中迅速贯彻，学生的健康状况逐步得到改善。
第三个方面：改革学制，进行院系调整。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在会上，教育部长马叙伦指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
通过这次会议，明确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课程改革及学制、领导关系等问题。会后，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改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教育部于1952年至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这项重大改革建立起了以理工科为重点的高等学校体系。
通过院系调整，我国高等工科院校建成了比较齐全的专业科系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才的落后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大学设置混乱、系科重叠、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贸易部取得开国第一仗胜利
1951年5月28日，中央贸易部向各大区及重要港口、边境城市的财经委员和贸易部等单位紧急下发《关于禁运后对各项措施》的指示。
指示在分析形势时说：
自美国对我国实施封锁、冻结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各种程度上对我实行禁运，且日益加紧。此次禁运方案之通过不过是使禁运合法化，使美国将来进一步据以压迫其附庸国家对华实行全面经济封锁。今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总的形势将是困难越来越多，危险愈来愈大。在航运方面今后困难将更严重。
对外贸易环境如此恶劣，都是美国在国际上兴风作浪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施“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输送战略物资，如军火装备等，及准战略性物资，如钢铁、汽车、机车、商船等。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即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也要求其他国家采取同样措施。这年夏秋，美国又操纵“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施“禁运”。
到了1951年5月，美国又操纵联合国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要求全体联合国成员国对新中国实施的“禁运”。
《关于禁运后对各项措施》中所说的“禁运”就是指美国在联合国操纵通过的“禁运”。
为打破“封锁”、“禁运”，扩大影响，恢复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央政府决定将派代表团出席于1952年4月于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是由国际和平理事会倡议召开的，目的是：寻求促进各国间及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间和平合作的方法。
中央政府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带领有关部门根据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筹备委员会的要求，反复斟酌，组成了一个25人的大型代表团：
团长：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副团长：雷任民贸易部副部长；
秘书长：冀朝鼎中国银行董事兼副总经理。
其他22名代表是：
孟用潜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理事会副主任、陈维稷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刘子久中华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章乃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李烛尘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盛丕华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翰笙中国经济学会副主任委员、吴蕴初天厨味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孝慈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邵井蛙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莱夫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曾凌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处处长、康利贸易部计划司副司长、卢绪章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赵重德中国畜产公司经理、石志昂中国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张立森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理事会理事、王越毅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推销局副局长、王寅生中国经济学会常务委员、樊弘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狄超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常景林中国店员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3月1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准备情况，并就会议期间进行贸易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做了交待：
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机会难得，不能放弃。在那里，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争取打开我们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
这个会议是进步人士占优势，但也有反动人士参加。你们要广交朋友，不仅要交进步朋友，反动的朋友也要交。广交朋友是为打破“封锁禁运”……不一定只靠你们这个会议就能打破“封锁和禁运”，但是，你们可以扩大我们的影响，打开一个缺口。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代表团副团长雷任民主持制定了进行贸易活动的方针和计划：
在普遍接触中以积极和主动的态度，根据不同对象和要求，建立各种不同内容的关系，如具体成交、委托代理、业务联系等，并重点地做成具体交易。对那些还不能立即做成交易，但对中国贸易有较大兴趣，或有较大利害关系的，予以今后展开贸易的希望；
在交易条件上，根据不同对象，在交换不落空的原则下及有利于突破美帝封锁要求下，对交换品种与方式、方法上做适当的放宽
……
在会议期间的业务与交易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1.具体买卖合同；
2.签订一般性的协议；
3.签订代理合同；
4.互派贸易访问团；
5.建立今后的业务联系。
……
1952年3月29日，中国代表团乘火车，先于会期五天到达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后，代表团立即与苏联有关部门及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取得密切联系，并按周恩来及张闻天的指示，修改了各个发言稿，将贸易活动计划进一步具体化。
1952年4月3日至12日，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工人大厦圆柱大厅隆重召开。
虽然美国采取各种办法阻止各国代表到莫斯科，但参加会议的代表仍然超过会议原定的400名到450名，达到471名。
会场气氛热烈，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亲切地握手，热烈地拥抱。他们来自49个国家，包括苏联及波兰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17个资本主义国家，20个经济落后国家。
会议采取大会和小组会两种方式进行，允许各国代表自由发表意见，努力求同而避免歧异。同时，每天会议时间较短，以便留出较多的时间让各国代表从事贸易活动、参观及看戏。
作为被禁运的国家，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引起了其他国家代表的广泛关注。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在全体大会上做了报告。
他着重指出：
必须在世界和平的条件下，推广国际贸易，发展国际经济关系，改善世界人民的生活条件……对苏联、中国与各人民民主国家实施“封锁与禁运”，影响了亚洲、欧洲、美洲许多国家的国际贸易，增加了他们的困难。因此封锁与禁运是荒谬和愚蠢的……不论有无外交关系都完全可以建立同样的平等与互利的国际关系……促使美国政府取消封锁与禁运的措施，以恢复中美贸易的努力，是完全正当的。中国人民对于这种努力，愿意寄予希望。
在发展国际贸易小组会上，雷任民介绍了中国出口和进口的巨大潜力，并再次明确表示中国的基本立场。
他恳切地对各国与会者说：
我愿意与出席大会的任何一个代表进行有关贸易的商谈，并愿意根据彼此的需要与可能，商讨和签订各种协议，进行具体交易，或建立相互委托代理关系。对于目前还不能立即进行交易而愿意将来再进行的，也可以建立一定的相互联系，以便会后继续进行商谈。
雷任民的发言，给各国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期间，英国代表对中国代表格外热情，经常主动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打招呼。这引起了雷任民的注意，他马上与同事们分析了形势：
英国经济危机继续发展，民用工业尤其是纺织工品开始普遍滞销。英国兰开夏纺织工业出现了20年来所没有的严重危机，甚至有人称之为英国经济上的敦刻尔克。此外，1951年英国对美国贸易逆超高达12亿美元，等于1950年的3�5倍，美元外汇储备日趋枯竭。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政府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封锁禁运”，但并不反对其商人对新中国进行贸易。
中国代表团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把英国作为突破口，以便迅速打开局面。
同英国代表进行贸易谈判时，英方要求中国大量购买英国的纺织品。中方提出：纺织品可以买，但必须同时买化学品和五金，而且输入中国的农产品。双方很快达成一致。1952年4月8日，出席国际经济会议的英国商人组主席劳芮麦和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卢绪章签订了中英贸易协议。交换数额为双方各1000万英镑。
英国人和中国人签订了贸易协议，这立刻在会议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捷克代表团惊讶地说：“中、英协议是大会原子弹。”
正如大家所预料的，这颗原子弹彻底炸毁西欧国家代表们的犹豫不决。
中、英贸易协议签订之后，法国、比利时、荷兰、西德等西欧国家，也相继同中国签订了与英国同样性质的协议。
这次会议期间，中国与参会的其他国家共签署了总额为2�2亿美元的贸易协议。
会议结束后，瑞士、芬兰等国商人还赶来与中国代表进行谈判。
中国外贸的“破封”战斗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在西欧和亚洲两个方向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
1952年9月和12月，中国与锡兰，即斯里卡兰，在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定了两国政府间大米与橡胶易货贸易协定，一时传为美谈。这是对美国强迫东亚和南亚国家对华“禁运”的重大突破。
在中、锡米胶贸易协定签定后不久，中国又与巴基斯坦签定了两国政府间互相供应棉花、煤炭的贸易协定。
1953年，外贸战线捷报频传：
6月，与法国达成了一项关于中法易货贸易协定，规定向对方出口相当于1000万英镑的货物；同芬兰签定了政府间贸易协定；
7月，英国与中国进出口公司又签定了双方各进出口3000万英镑的贸易协议；
继1952年6月签定第一次民间贸易协议后，中日双方又于1953年10月签定了第二次贸易协议，维持双方进出口3000万英镑的总金额。
11月，印尼以锡兰为榜样，也派经济代表团访华，并与中国对外贸易部签定了第一个政府间贸易协定。
贸易部的开国第一仗，冲破经济封锁的斗争取得了辉煌胜利。内务部长谢觉哉上任抓要事
1949年11月1日，谢觉哉作为新中国首任内务部长，走马上任后，很快提出内务部的工作方针：要以“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此，特别制定了内务部开门主抓的主要事情：
第一件大事，是开始发动群众，战胜灾荒。
新中国刚刚建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剥削、破坏，人民的生活还很贫困，加上长期河堤失修，河堤溃决泛滥，灾情遍野，救灾工作便成了当时内务部工作的首要任务。
谢觉哉带领内务部的干部经过调查后，便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全国的灾荒情况。随后，中央成立了救灾委员会，董必武为主任，谢觉哉为副主任，具体领导工作则由谢老领导内务部实施。
谢觉哉给广大干部群众指出，给灾民发放救济粮，救灾款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和主要的，主要的还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这才是真正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好办法。
于是，谢觉哉带头深入灾区，视察灾情，发现问题，便及时解决。他曾先后到山东、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陕西等21个省、市、自治区，协同当地政府开展安置灾民、建设政权、优抚烈军属等工作，真正做到为民办实事。
第二件大事，是从事政权建设。
谢觉哉对各级干部说：“我们国家有各种制度，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则是基本的，基本制度没有建设好，其他制度就缺乏领导和保障。”
谢觉哉在第一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不知流了多少血才取得政权，所以应该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来爱护政权。而爱护的方法就是把政权拿在自己手里来行使它。行使它的具体关键，就是人民选举各级国家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谢觉哉孜孜不倦地谋求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硬是在一个毫无民主、毫无人民权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人民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制度，使新中国的民主深深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之中。
第三件大事，是抓好优抚工作。
做好优抚烈军属，救助残疾人员，扶助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内务部和各级民政部门开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建国初期，大量的优抚工作都在老根据地，因为老根据的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牺牲最大。
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派遣中央访问团访问各革命老根据地。谢觉哉担任总团长，在他的组织下，他将访问团分成9个分团，实行分区负责。
谢觉哉便带领中央苏区分团奔赴江西、福建，访问瑞金、长汀、宁都、兴国等老根据地。在南昌，谢老特意代表中央政府拜访了方志敏烈士的母亲，抚慰老人。
在谢觉哉的组织下，中央访问团给各根据地人民送去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赠送了慰问牌匾、荣誉勋章和救济、抚恤物资。广大老区的人民也纷纷向中央访问团献上革命文物，主要包括文件、布告、书籍、书信、证章、印鉴、银铜币和武器等，其中中央总团就收到革命文物近两千余件。
经过访问团的工作，中央基本搞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的摧残情况，据此特别制定了发展老区的计划。
第四件大事，要求做好信访工作。
谢觉哉给内务部提出日常的主要工作就是：内务部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都要亲自抓接待来访、信访工作。他说：“内务部的工作是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工作。人民的来信来访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和最好方法，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
谢觉哉上任组织内务部主抓的几件大事，为内务部整个工作奠定了基础，成为后来内务部的主要工作事项。
1954年，内务部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并于1969年撤消。1978年，中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但不论怎样换名，其工作内容都差不多，都以谢觉哉上任主抓的大事为基础而开展工作。铁道部推广机务部门负责制
中央军委铁道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滕代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的首任部长后，领导铁道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开始收拾旧中国留下来的铁路烂摊子。
在旧中国，帝国主义为了便于侵略和剥削中国人民，修建了许多铁路。到新中国成立时，这些铁路设备千疮百孔，人员参差不齐。尤为突出的是，旧的制度为新中国的铁路建设留下了许多障碍。在当时，铁路线虽然不少，但各条铁路各搞一套标准和规章制度，铁路不分长短，分线设局，甚至一个地区的铁路也分属两个路局。各路局之间，行车调度都不统一，客货列车不直通，运输无计划，运价繁杂，各行其是，运输效率极低。
针对这个情况，滕代远经过调查研究，决定选择改革旧的管理制度作为突破口，打开新局面。
首先，滕代远着力改变铁路系统原来的分线管理体制，实行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统一的区域管理制度。
然后，开始推行9个统一：统一运输调度；统一调度报表；统一调度指挥全国铁路运输；统一全国客货运规章；统一全国客货运价，统一实行递远递减政策；统一会计制度；统一铁路财政，由铁道部统筹安排，合理分配各铁路局投资，以保证全路各地区运输能力的平衡；统一全路技术管理，制订并实行铁路技术管理规程及各种专业规章。
除了向内部挖掘潜力，滕代远还积极地向苏联学习。他不仅聘请苏联专家作顾问，而且还带队到苏联学习铁路的管理经验，组织人员到卓有成效的东北铁路局考察学习。
滕代远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他更多地强调要创新。他选择“毛泽东号”机车作为机务包乘包修负责制的试点。
滕代远选择“毛泽东号”机车作为推广包乘包修的试点，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号”是东北哈尔滨机务段工人为了感谢毛泽东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台机车。这台机车在工人的精心养护下，从1947年1月到1949年2月，安全行驶约14万公里，月月超过机车运行的计划，在1947年东北的劳模运动中曾被评为“模范机车组”，在以后又多次立功。
选择这台机车作为试点，其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无法想像的，简直就是一面旗帜，具有无穷的榜样力量。
滕代远特别重视榜样的力量，他亲自接见机车组的同志。
滕代远开宗明义地对机车组的同志说：
让你们机车组作试点，就是借助“毛泽东号”机车组这个榜样，进行一次活的生动的负责制教育。通过你们的示范表演和帮助，首先在机务部门把负责制推行开来，继而推动全路各部门的工作。
“毛泽东号”机车组真不愧为机车乘务组的一面鲜艳旗帜。通过他们的试点，负责制在全国很快便推广开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形象。
机务负责制的实行，使铁路系统展现出全新的面貌。燃料工业部的开门大计
建国后的第一个除夕，新中国首任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把部里党组成员请到自家过年，商议燃料工业部的开门大计。
室外贺岁的鞭炮声不绝于耳，室内讨论的气氛则和鞭炮声一样热烈。
大家讨论了燃料工业战线的严峻形势：全国煤炭的年产量只有1400多万吨，而石油工业差不多是个空白，这样大的中国，只有一个年产原油不过10万吨的玉门油矿，全国到处都是进口的“洋油”，新中国自己的石油产品简直难寻踪迹。并且，电力工业也非常落后，全国发电装机总容量只有184万千瓦，年总发电量83亿度。而且，无论是煤炭生产，还是石油开采或是电力，生产技术都非常落后。
旧中国留下这样一个破烂不堪的家底，新中国的燃料工业战线上的干部职工又该怎么办呢？
陈郁提出，为了扭转危局，打开新局面，在今后的工作中，燃料工业部必须确定开门大计：
第一，要在厂矿开展民主改革；
第二，要改革落后的生产方法；
第三，要抓安全生产；
第四，训练干部，提高全体职工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
这个意见获得了大家一致赞同，都认为这四件事既符合燃料工业战线的实际，又是搞好全战线工作的关键。
就在人们喜度新年时候，燃料工业部的工作蓝图被绘制出来了。
春节欢庆的礼花在夜空中飞舞，把五彩斑斓的色彩投射在玻璃窗上，仿佛也在为这个意见的提出而高兴。
接下来，燃料工业部在陈郁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燃料工业事业开始马不停蹄地奔忙。
为在厂矿开展民主改革，刚过春节，陈郁就率领工作组到达开滦煤矿。车一开进矿区，陈郁就看到，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使这个百年老矿千疮百孔，残破不堪，暮气沉沉。整个矿区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像样的住宅。工人的住房都是用破烂材料搭成的棚子，东倒西歪，拥挤不堪，棚子之间还充斥着垃圾粪便等。
看到这些，陈郁的心情异常沉重。为了鼓舞士气，他开展了深入有效的工作。他走进老工人的低矮昏暗的窝棚里，向老工人问寒问暖。老工人握着部长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他出现在井下，同工人一起劳动。矿井下的工人看到陈部长，都兴奋地说：“中央部长同咱们一道在井下挖煤，真是开天辟地的大新闻！”
工人们的士气被鼓舞起来之后，陈郁又召集矿党委干部职工开会，研究如何在开滦煤矿进行民主改革，从而调动矿工的积极性。经过一番努力，破败不堪、暮气沉沉的开滦煤矿展露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回到北京后，陈郁及时总结开滦煤矿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在全国大力推广。
燃料工业部在陈郁的领导下，抓好了开门大事的第一件事，即通过民主改革确立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在全国各个矿山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为了抓好第二件事，改革落后的生产方法，燃料工业部在陈郁的带领下，抓住改进落后生产技术这个关键不放，出台新制度，推广新技术，启用专业人才，打响了提高生产技术的攻坚战。
燃料工业部向全国下发了《国营煤矿全面推广新生产方法的决定》，并废除了一些落后的生产方法，在全国推广“分区集中”、“后退长壁式”等先进采煤方法。到1952年底，新的先进的采煤方法在全国大部分煤矿得到推广运用。
改革落后生产方法的关键在人才，为此，陈郁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办工业不尊重科学不行，搞燃料没有专家不行”。
陈郁积极向党外民主人士请教学习，并把他们安排到重要工作岗位上。燃料工业部副部长李范一是党外人士，是一位懂行的专家。陈郁亲自为他安排住房，布置办公室，准备资料，为他开展工作创造一切条件。
燃料工业部总工程师王子泉曾经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陈郁想办法把他调到燃料工业部任总工程师，并经常对他进行鼓励和教育。因此，王子泉备受感动，从而转变了思想，积极要求进步，表示在他的有生之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前，燃料工业战线各单位既没有安全管理机构，也没有完整的规章制度，各种安全设施也简陋残旧，所以各种事故频繁发生。因此，抓好第三件事刻不容缓。
为抓好第三件事，陈郁组织人员编写了《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煤矿技术保安规程》等文件，并下发给各地执行。
这些文件被执行后，燃料工业战线上的各个单位都先后建立起各项安全规章制度。为切实执行这些制度，各单位先后建立了安全管理机构，并规定，新工人进单位后都必须先学习安全知识，然后才能上岗，有力地保障了各种安全制度的执行。
经过努力，全国燃料工业战线的安全形势得到好转，并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
提高全体职工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是燃料工业部开门大事中的第四件。
为了做好这件事，陈郁率领燃料工业部的相关人员，大力创办学校。先后创办了中国矿冶学院、动力学院和石油学院，还兴办了工人速成中学、业余学校，在全行业形成了学文化、学技术的高潮。就这样，燃料工业战线的技术力量空前壮大起来，全战线的生产技术水平也得到极大提高。
燃料工业部的开门四件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根本上扭转了新中国能源工业的被动局面。
1950年，燃料工业部对京津唐地区的电力网进行了整顿，并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从而带动了全国电力工业向好的方向蓬勃发展。为此，广大电业职工不断向毛泽东报喜，毛泽东高兴地给陈郁回信，表示祝贺。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陈郁同志：
转来石家庄电业局全体职工给我的信及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全体职工给我的签名信，均已收到。请你转告两处电业职工同志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毛泽东
1950年9月11日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国史全鉴》本书编委会编团结出版社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彭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49大开国》凌志著广西人民出版社
《开国部长》文辉抗叶健君编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传》文辉抗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改变中国的100件大事》张春林等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中国政治》詹姆斯・R・汤森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丛书》郭军宁编写新华出版社
《共和国开国岁月》张国星何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风云七十年》郭德宏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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