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重重阻力，邓小平说：“我可是不客气的。”
●邓小平果断地对教育部负责人说：“立即把报告追回来。”
●邓小平说：“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 恢复高考共和国故事・举贤新篇邓小平主持科教座谈会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亲自主持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0多位老中青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还有教育部、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
邓小平从第一天开会就参加讨论，以后每一次他都准时到会。在4日的座谈会上，邓小平一边认真地听，一边插话说：
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
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
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
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
这样出人才会快些。我相信中国人聪明，会大量出人才的。我们太落后了。
我们自己要谦虚一点，说老实话，吹不得牛。
在座谈会的第二天，邓小平又插话说：
是否先解决重点大学，再解决一批重点中学，还有重点小学。坚持两条腿走路，水平比较高的，叫作重点，重点大学、中学、小学。但是不等于非重点学校就不出人才。
重点大学应当主要从重点中学招收学生。这样解决教师缺乏问题比较容易一些。重点学校的课程应当深一些。
要把好的教师放到重点学校，普遍解决有困难。教师自己要提高，才能教得深，主要靠自学。
邓小平真诚地询问与会的专家：
一年准备行不行？要把教材重新编好，按提高的标准来要求。教师的选择、调配，教学方法的准备，还有从明年开始恢复招生考试制度，这一套要研究好。
一年准备来得及吗？
邓小平的真诚感动了与会专家，启发了大家的思路和灵感，许多学者连夜赶写发言提纲，研究思考高考制度问题。
在８月６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上。
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强烈要求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查全性慷慨陈词，抨击现行招生制度的4个严重弊病：
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
二、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
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
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
查全性强调，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生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呼吁：
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的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专家们的意见震动了邓小平。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
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
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
在此之前，即在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
这次会议在是否在高校招生中恢复入学考试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所谓的“两个估计”。
由于教育部负责人不敢否定“两个估计”，于是在8月4日，教育部在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和《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仍然维持了原来的“十六字”招生办法，即：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在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他主动请缨，承担起领导科教界拨乱反正的重任。
面对重重阻力，邓小平说：
我可是不客气的。
此言既出，表明了他不可动摇的决心。
8月4日，即在教育部上报招生工作意见的同一天，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听取大家意见。
在座谈会上，大家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有人提到清华的教育质量时说：
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补习了８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什么真才实学。
邓小平听到此言，当即不满地说：
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
教授学者们情绪激昂地纷纷讲出憋在心里多年的话，大家都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并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的招生时间。
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随后，邓小平果断地对教育部负责人说：
立即把报告追回来。
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在座谈会上，恢复高考前实行的统一考试、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高等学校招生办法，得到邓小平明确的肯定。
当教育部负责人提出，开学临近，只有推迟开学，还是可以恢复高考时，邓小平果断地说：
既然如此，那就立即恢复！
在8月8日上午，科教工作座谈会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中，对于“两个估计”的问题，邓小平说：
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
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
就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方面来说，应该怎样估计呢？
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热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
关于高等学校招生，邓小平说：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自此，邓小平“八八讲话”揭开了恢复高考的序幕。
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两个估计”的推翻，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
在“八八讲话”之后，以教育界为突破口，各行各业开始加快拨乱反正的步伐。0邓小平关注上报内参
1977年８月13日，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后，首先传达邓小平“八八讲话”及其他一系列谈话精神，代表们都深受鼓舞。
但是，由于在８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纠正原来的错误理论，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上，以及怎样看待原来前17年教育路线“两个估计”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
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
很多代表私下认为，应该恢复高考，但也有一些人总是不能从旧框框里跳出来。不知从何时起，会上就流传开一首打油诗：
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
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终不开。
这次会议上的最大的障碍和阻力，就是1971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由于是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的，“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就成了金科玉律。
于是，时任《人民日报》社记者的穆扬，找到驻会的教育部副部长雍文涛，因为雍文涛的思想比较开放。
穆扬对雍文涛说：“照这个样子，会议开不下去，我想写个内参给中央。”
雍文涛说：“你要想写，可以写。”
于是，在９月３日下午，穆扬请６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的同志，到驻会的房间里座谈。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
座谈会之后，穆扬连夜将大家的意见进行整理，并写成内参，又逐字逐句地斟酌好几遍。
至于座谈记录，穆扬也保留着。他当时想着，万一以后出什么事，还可以留着备用。
9月15日，人民日报社将穆扬写的座谈记录，以《情况汇编》的方式报送中央。题目是：《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全文有2600多字。
内参指出，“两个估计”至今还是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性的极大障碍。内参中还披露了“两个估计”出笼的背景。
在穆扬召集的这次座谈会上，有些同志谈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前，“四人帮”在上海开了座谈会，定下了会议的基调。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展开“大批判”，以徐景贤、徐海涛为代表的上海组，搜集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材料，把教育战线的17年说得一团漆黑，使整个会议的气氛形成了只能说17年坏，不能说17年半句好话的局面……
后来，会议《纪要》起草工作由迟群亲自挂帅，他一开始就坚持把17年来教育战线是“黑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意思写进《纪要》。
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对此有不同看法，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因而被迫退出起草小组。
在看到特刊《情况汇编》之后，在9月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进行谈话。
邓小平严肃提出：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
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
邓小平还明确指示：
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办事要快，不要拖。
同时，邓小平明确表态，要对“两个估计”进行批判。
邓小平说：
1971年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在谈话中，邓小平说：
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
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
邓小平的谈话掷地有声，扭转乾坤。
在《情况汇编》发出5天后，9月20日，在北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的代表得到通知，到教育部大会议室集中，听文件传达。文件内容没有提及。
听到通知后，穆扬的心里十分地紧张，心想：“是不是我的那个材料闯了什么大祸？”穆扬已经感到和自己写的这个内参有关。
当天，天气阴冷，还飘洒过一些细雨。人们和天气一样，每个人都表情凝重、茫然。
在教育部会议室，主持人传达了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
讲话一开始，邓小平说：
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6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
《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一听这话，穆扬的心里松了一口气。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成为重要的分水岭。此后，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大变。
在这次招生工作会议上，穆扬起草的全教会材料被传达到与会代表，并很快流传开来。
９月25日，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制订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以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
文件规定：
1977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恢复考试，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
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约占招生总数的20%至30%。
教育部在“招生意见”中，关于政审条件写了很多很细，什么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集体劳动……把能想到的都写上了。
当把这个稿子送给邓小平时，他看了之后非常不满，连说了三个“繁琐”。邓小平把这一段全删掉，重新写了一条。
邓小平说：
你们起草的招生条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
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
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
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最后，邓小平说：
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在邓小平讲话之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作了检查，并按邓小平的指示，迅速地修改“招生意见”，随后呈报国务院。
10月3日，邓小平在审阅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之后，致函华国锋：
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
华国锋立即批示：
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在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还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当时，参加招生文件起草工作的教育部学生司有关人员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说印卷子、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于是就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1块钱。
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指出：
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
10月7日，邓小平审阅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批示修改后的文件，并批示：
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指示。退教育部办。
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恢复考试制度，并主要看本人的表现。
文件规定：
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规定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恢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生。
修改政审标准，贯彻“重在表现”的原则。
严格考试制度，抵制和反对营私舞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从1977年8月13日开始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历时44天。
同时，这次会议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实现了重大的拨乱反正，并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高考制度的恢复，是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它意味着我国的教育事业从此走上了正规，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打开了一扇通往希望和理想的光明之窗。人们奔走相告这一喜讯，很多知识分子激动得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同时也给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证。邓小平参与高考决策
1977年9月5日，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在向邓小平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
因为招生涉及到城乡知识青年和高中应届毕业生3000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
9月6日，邓小平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
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1977年招生文件中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录取比例，应届高中毕业生占招生总数的20%至30%，绝大多数生源来自社会。
有了这个政策，十年来积压的广大社会知识青年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本来恢复高考的特定含义，主要指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考试制度。所以，最初邓小平拍板决策恢复高考时说：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但是，十年积压的数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他们应该占多大的录取比例？这是个政策问题。
对社会知识青年考大学的政策，邓小平想得十分周到。邓小平在听到有人建议把过去招生的16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时，邓小平就说：
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因此，在确定的招生方针中就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条。
在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青年上大学制定特殊政策。
在1977年的招生文件中，规定：
考生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
这个规定对老三届高中学生，特别是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来说，无异于下了一道“禁客令”。因为此时，这两届的学生大多已经30岁左右，而且很多人都有了家室。
对于这一批特定年代形成的特殊群体，邓小平十分珍视。
早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
为了应急，应付现在青黄不接的状况，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吸收进大学的办法，培养一批人才，这种意见好。
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谈到下乡知识青年的报考问题，指出：
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
正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高考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
在1977年的招生文件中特别规定：
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届高中毕业生）。
在恢复高考的政策中，还有一条特殊规定：
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
这条政策，为已结婚生子、拖家带口的学生解除了后顾之忧。
此外，招生政策还修改了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在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对教育部的负责人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说：
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最后招生文件规定：招生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政治思想表现的主要依据是：
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
政审条件的修改，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响，被称为“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审条件的改变，迅速波及征兵、招工、提干等各个方面，为帮助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冲破思想束缚，，起到开风气之先河的作用。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就是这个决策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
1977、1978两届共录取68万名大学新生。这其中，大多数是，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这批人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各领域的骨干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并在以后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体公布恢复高考消息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发新华社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消息称：
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将分别注意招收表现好的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和农业科技积极分子。
将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注意招收一定数量的台湾省籍青年、港澳青年和归国华侨青年。
同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社论。
社论说：
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招生工作，切实加强领导。
我们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
为了保证招生质量，必须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
文化考试，是考查学生政治理论、文化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择优录取的主要依据之一，一定要抓好。
在10月21日这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通过电波，把这一爆炸性的好消息，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四面八方。
1977年的时候，插队知青刘洪声已经在句容农村当了7年的代课教师。
刘洪声平时养成了早起晨练习惯，在21日这天早晨，刘洪声在第一时间内，从村里高音喇叭播放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获得了恢复高考的特大喜讯。
刘洪声立即一路奔跑着，将这个重大的消息向一起插队的同学们传播。
而史国栋是从学校一位同事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起初他第一反应是持怀疑的态度。待消息得到确证后，史国栋顿时产生一种“春天突然来临”的舒畅感觉。
史国栋说：心灵受到了非常强烈的震撼。并且，他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学，圆他曾经的大学梦。
姜启时也是在21日这一天，在新闻联播时间，听着屋檐下的有线广播播送的国务院、教育部关于在全国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的通知。
姜启时屏声静气，一字不拉地听完广播，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招生，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一、劳动知识青年可以报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报名。
二、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入学考试。
三、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
四、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这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主要应试条件。
姜启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一切在久违了10年之后，突然来临，就跟做梦一样。
恢复高考的消息，通过国家主要大的媒体发布之后，一下子搅动了整个中国，搅动了天下学子的心灵。
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带给无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没机会的青年，尤其给身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姜启时是个“老三届”，恢复高考这个消息，令他兴奋、激动，他仿佛听到了那熟悉的朗朗读书声，看到了久违的桌椅板凳。
全国人民，尤其是一个时期以来被严重耽误了前程的几代青年，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踊跃报名。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青年，年龄参差不齐。
姜启时已结婚，29岁。有一儿一女。他的妹妹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只有16岁。
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各项条件怎么样。恢复高考给每一个人平等竞争的权利，一下子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姜启时兄妹先后报名参加高考。
对于众多考生来说，十年废学，“知识越多越可耻”的观念，已深深植入不少人的精神深处，要让他们进行这样的考试，并非易事。
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对于考卷，对于知识，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
事实上，姜启时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考试的，心想“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感谢这一机会，考不上也不怨谁。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调动了几千万青年学习的积极性，原来造成的“读书无用论”，瞬间被“恢复高考”的天籁之音，一扫而光。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
1977年10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央关于招生工作会议的精神。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后来回忆说：
那天是1977年10月22日，电台广播了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号召青年报考。我突然意识到可以选择人生的机会来了，决定试一试。
1977年11月3日，教育部、中国科学院根据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联合发出1977年招收研究生通知，提出研究生招生办法：
考生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不但要参加文化考试，更重要的是要有单位推荐。依据单位的推荐函，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同时还规定，应届生报考年龄不超过30岁，在职人员报考年龄要在35岁以下。
恢复研究生的招生制度，并把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这样既为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打开了继续深造的大门，又保证了他们经过三年学习深造之后，能够有健康的体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补充到高校教学第一线，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优势和年龄优势。
还对招生对象进行了规定：
要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具有一定的研究才能和专业特长；有专业特长和研究才能的在职人员不受学历限制，但需具有同等文化程度；成绩特别优良确实具有研究才能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也可报考。
作出这样规定，主要为了鼓励更多人报考研究生。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并提出了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
身体健康，能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技术和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人才。
1978年5月5日，温儒敏和另外6�35万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
这次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全部由各招生单位命题。
几个月之后，温儒敏非常幸运地成为我国恢复硕士生招生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在这一年，硕士生全国共录取1�0708万人。
从此，中国的教育就从万马齐喑，便走向百花齐放，走向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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