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强自豪地说：“百色试点，就是中国现代高考的试验田。”
●省委领导当即拍板：“战备物资一般不能动用，高考是全国大事，当务之急，先用后补。”
●在炎热的夏天，在条件简陋的车间里，大家连续多天，通宵达旦地和工人们一起，进行着这项不容出差错的工作，其艰苦的程度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 考前准备中央确定百色为高考试点
1977年10月26日，教育部派杨学为和郭锦宇到广西百色亲自主持高考试点工作。
广西党政领导对教育部在百色试点的决定表示热烈欢迎，坚决支持。
选定百色这个试点县是广西的“小三线”，有千人以上的厂矿，有平原、山区。除了壮族外，还有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人口、经济、文化在广西处于中等水平，有一定的代表性。
广西的党政领导对教育部确定在百色为试点很重视，专门开会进行研究，从全区各个高等学校、中专、中学以及有关的行政部门，抽调大批人员组成试点工作队进驻百色。按照教育部和自治区党委对试点工作的部署，扎扎实实地展开工作。
恢复高考试点受到广大干部、教职员工、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有人说：
就像爆炸一颗原子弹！
许多人都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他们说新的招生制度是党中央、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
有人说：
过去推荐、推荐，上大学交白卷，我们有意见。现在考试，上大学，凭本事，选出好苗子。
还有的人说：
“四人帮”搞的那一套，连信都不会写的人去读大学，岂能搞四个现代化？今年这个办法好，择优录取，谁优谁上大学，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有保证了。
在1977年，广西“群众推荐”的名额就一直排到1980年。而“群众推荐”的人选大都是大权在握的干部及其亲属子女。
因此，人民群众对这种招生办法感到极为不满，于是编了一首民谣，讽刺说：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推荐”招生严重阻碍招贤纳才，把一切“出身不好”的青年，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和被污蔑为“走资派”的老干部的子女，都排斥在高校大门之外。
在百色进行的试点工作很顺利，杨学为的工作做得细致而深入，他秉承理论结合实际的工作作风，根据恢复高考所需要的各种步骤，主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一个步骤来部署试点工作。
比如说，各个环节宣传发动、组织报名、复习备考、组织命题、考试、评卷、政审、体检、录取等，认真总结经验，对广西当时以及今后的招生工作帮助很大。
同时，对于广西在高考试点以及以后，全面铺开工作顺利进行，圆满地完成任务很重要。
试点期间，杨学为亲自撰写百色高考试点的工作简报，前后共15期。并且，他还多次向教育部汇报试点的进展情况。
教育部再根据百色的情况，将工作办法总结，下发到全国各地，对各地的高考进行指导。
“时间很紧，工作很辛苦，但大家都很激动，很努力。”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高考招生办主任的刘永强感慨地说：
整个社会失望了11年，忽然有了高考机会，大家都没有准备，工作队中宣传小组就必须到村、寨里去宣传，做思想工作。
而组织、备考小组的老师们，还要帮助考生寻找参考资料，有的考生把书本卖了，老师就到废品收购站去找回来。
在出题目方面，每科的试题有3位老师来出，题目要求比高中稍难一点。刘永强说：
因为是试点，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难了会打击人们对高考的信心，太容易了又选不出人才。
刘永强说：
试卷是钢板刻印的，印刷是在保密条件最好的监狱里完成的。考完试后，老师们在解放军的保卫下阅卷。
到了统分的时候，老师用的是算盘，因为考点算盘不够，工作组就挨村挨户挑着箩筐去收。
百色试点的考试从1977年10月26日开始，到12月上旬结束，比当年的全区高考早一个多月，刚好为全区、全国随后的统一高考提供经验。
刘永强自豪地说：
百色试点，就是中国现代高考的试验田。
在各省、市、自治区统一拟题，县（区）组织统一考试之后，各高校重新开始招生工作。
1977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招生考试结束。
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等学校招生考试。
各大专院校从中录取了27�3万余名学生，使新生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
从1978年开始，全国高校实行统一拟题、统一考试，从而形成了现行的全国高校统一考试制度。教育部编写复习大纲
1978年1月，全国高考招生会议在广西桂林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们，讨论制订全国复习大纲。
这次会议先是讨论大原则，接着就是细化到学科讨论。在会议上没有存在太多的争论，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是由各个省市自治区自行命题，自己组织考试，究竟该怎么出题目，怎么考试，大家心里都没底。
在1978年初召开的桂林会议，就是要讨论制订大纲，来指导各省市的招考工作，指导老师教学，指导准备参加1978年高考的学生备考。
因为有了大纲，高考的组织就有了依据。而高中教学和大学教学，也因为高考大纲而完成接轨。
为了制订统一复习大纲，1978年初，教育部派时任学生司办公室负责人李键和从清华大学借调到教育部做招生工作的赵亮宏，具体组织这项工作，并请求高教和普教两个相关司派干部参加。
考试的科目分成文理两类，文史类有：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类有：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外语包括英、俄、日、法、德、西、阿7个语种。
根据考试科目设置情况，从大学、中学和省、市教育局的教材教研机构，邀请一些人员组成几个编写组。
1978年2月下旬，教育部副部长�沂、学生司负责人郭厚登与李键、赵亮宏一同乘飞机先行到达南宁。其他人稍后几天前往。
到达南宁后，�沂一行人被安排住在自治区外办的明园招待所，后来又全部住到离明园不远的国际旅行社的宾馆。
早春的南宁，草木青青，气候十分宜人，正是工作的好地方。
3月初，编写工作正式开始。�沂代表教育部党组在会上首先讲话，说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接着，郭厚登讲对编写工作的一些具体要求。
随后，大家结合�沂的讲话精神进行讨论，统一认识。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编写复习大纲这项工作关系到全国几百万报考青年的前途，关系到国家对人才的选育，关系到提高高等学校的质量和调动广大青年学习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因而深感责任重大，决心搞好。
同时，对编写中应掌握的基本原则也取得了一致意见。主要是：
一、处理好照顾考生现有文化基础与适应大学教学要求的关系。既要从当前中学教学的实际水平出发，同时又考虑到大学教学的要求。体现到复习大纲的内容，应当以当前中学教材为主，教材中又以中小学九年制教材的中学部分内容为主。
二、知识内容方面，要处理好存在的基础教育九年制与十年制的关系、原用教材与正编写中的即将使用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关系，并均以前者为主。……
三、基础知识的内容中，初中与高中，应以高中内容为主。其中，外语考虑到中学教学的实际情况，掌握在初三的水平。
四、注意照顾不同类型的考生。大纲在文字表达方面要注意文风，不同的科目使用不同的方式表述，但都要使考生读了大纲后感到有信心，而不是无从下手。
3月8日，各科大纲都完成了第一稿。
由于�沂、郭厚登两位领导已先行返京，大纲初稿就由李键送到北京，呈送教育部党组审查。
在等待教育部领导讨论复习大纲初稿的时间里，编写人员移师桂林，被安排在甲山招待所。
几天后，李键陪学生司负责人李力群来到桂林，带来经教育部领导讨论原则通过的复习大纲初稿，传达了部党组提出的修改意见。
于是，各组人员分别进行修改。最后在总体上，请朱德熙对全稿作文字上的润色。
随后，赵亮宏等人把稿子带回北京，又按照科目分送给一些专家学者，征求意见。
稿子经教育部党组最后审定后，由李键和赵亮宏负责印刷和下发。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迅速安排了此项生产任务。
4月初，复习大纲的样书印刷出来，然后由学生司将样书迅速分寄到各省市招生办公室，分别印刷成书。
为此，教育部以（78）教学字254号文件发出颁发这个复习大纲的通知：
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分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我部组织编写了《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
大纲共包括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八个科目。
命题范围将不超过本大纲。
复习大纲的“说明”指出：
考生按照大纲复习时，应着重在打好基础上下功夫，把注意力放在巩固过去所学的基础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本大纲所列内容不是考题，但命题范围将不超出本大纲。
在这个复习大纲颁发后，又连续两年颁发复习大纲。
在1979年，教育部在颁发1980年高考复习大纲时，宣布：
考虑到1980年以后，各地中学基本上都已试行全日制十年制教学大纲和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因此，从1981年起，不再编印复习大纲，高考命题以全日制十年制教学大纲和全国统编教材为依据。
至此，恢复高考后连续3年的每年颁发高考复习大纲的短暂历史宣告结束。教育部采取封闭式命题
1978年5月下旬，教育部学生司组织人员，在青岛进行封闭式的制定1978年度的高考命题工作。
1978年是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参加的考生近600万。
高考大纲在4月份印刷，7月份考试。而考试命题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教育部学生司决定让宋葆初、李键和赵亮宏3人具体负责高考命题工作，并请相关司派代表参加。高教司派王元玺，普教司派高先丙参加。
宋葆初因为在高教部负责过高考命题中的组织工作，于是便由他组织这项工作。
在工作正式开始前，先请普教司负责人肖敬若介绍全国高中教育的现状，听取他对即将开始的高考命题工作的意见。
命题工作的地点选在青岛，青岛市政府将命题人员安排在青岛疗养院。青岛市教育局派一位干部帮助搞会务工作，派一个司机带一辆面包车，在会上以备不时之需。
青岛市公安局的常科长，带两个警卫人员，负责命题工作的保卫工作。在每天进行具体工作的两栋小楼，各设一岗。
命题人员的选定参照选择了复习大纲编写人员的原则，即人员由高校教师、中学教师和中学教研教编人员组成。每个科目由来自高校的著名学者牵头，高校教师根据高校学科的特点请有关学校推荐。中学教师和教材编写人员则请部分省市招生办推荐。
选定的命题人员按考试科目，分别设立命题小组，其中外语按7个语种分开。命题小组按工作量的大小，每组七八人、五六人不等。
这次命题的具体工作在5月下旬开始。
由于工作需要高度保密，又要便于对外联系，于是对外则使用“教育部教材编审会议”的名义，该做法沿用多年。
北京大学教授华彤文，有幸参加了第一次“入闱”。
“入闱”这个词，在古代是指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进考场，在这里借指命题人员被集中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进行命题工作。
华彤文说，教育部对命题人员采取了极其严格地保密措施。被安排命题的人员，去教育部报到后，至于去哪里工作，亲友不知道，校系的领导不知道，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
不许通电话，不准邮寄。用餐、散步时不能单独行动，在楼外必须两人以上同行，非经工作人员统一组织，不得越出规定区域。
高沂、张君实、宋葆初、李键、赵亮宏，这5位工作人员，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工作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
命题人员有时还“享受”便衣警察伴随的待遇。偶尔碰上一个熟人，还要说些假话搪塞过去：“在此地参加教材会议”等等。
在命题工作开始的第一天，首先在餐厅开会。
分管招生工作的高沂副部长首先讲话，学生司张君实副司长出席。宋葆初就命题原则、指导思想、试题内容分量，以及一些程序性安排说了具体要求。要求命题做到“两个有利”，试题难易按“三三四”的比列呈梯度。
从命题开始到考试实施，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其中后一个月是各省市印卷和分发的时间。前一个月还要留出审题时间，以及送印刷厂排版和制型的时间。因而，真正出题的时间不到半个月。
因此，要求各组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拿出实体初稿，再用几天推敲，定出送审稿。
与此同时，还特别安排了一间较大的房间作为保密室。宋葆初亲自负责保密室，并兼作卧室。
同命题内容直接有关的资料，都存放在保密室的大铁柜中，每个组的资料则存放在一个提包中。
每天上班开始工作之前，各组保密员到保密室领取本组提包，下班时将收存资料的提包交回。
每个笔记本和每页稿纸上都打上号码，各组领取时须由保密员签收，工作结束时要交回查验。
华彤文觉得“入闱”人员最苦的就是失去了通信的自由。家人健康如何？孩子学习怎样？有没有需要及时回复的信件？……这些牵挂都暂且置之度外。
华彤文说，在接到参加命题的通知书时，距离报到的时间往往就没几天了。急忙安排完公事私事，关于命题的具体内容只好等到报到之后再考虑。因此所带的资料很难齐全，而一旦“入闱”就不能回去查资料，有些实验题只好到实验室做一做，再作些修饰。
命题人员都在安排的两栋小楼里工作和生活，大家埋头工作，在生活上不提任何的要求。
那两层小楼虽属于别墅，但是集中这么多人在里面生活后，很是不方便。每栋每层只有一个卫生间，二三十个人光早上洗漱、方便就很困难。
对于青岛市民来说，淡水供应限量，但是对命题组人员保证供应。只是别墅内无法洗澡，因此每周一次集体乘车到市区的公共澡堂去洗。
在伙食方面，青岛大米按一定比例搭配供应，鱼虾也不多，而教师中南方人较多。
于是，赵宏亮专门到市政府去拜访张秘书长，请他特批一些大米。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一元钱。但是，青岛的物价高，于是又由学生司通过财务部门，给每人加两角钱。
命题老师没有别的酬劳，仅仅是免收伙食费，但粮票还是要个人交的。
工作之余，生活很枯燥。偶尔组织到市区看一场电影，要自己付钱买票。因为离海近，晚饭后大家就结伴到海边散步。回到宿舍后，就是看书、聊天，随后在海浪声中入眠。
在老师们的齐心努力下，各组都按期交稿。
各组人员将题稿收齐，将所发纸张和笔记本清点收回，销毁废纸草稿纸。收齐的题稿立即由宋葆初、李键、王元玺送回北京报审，同时每个命题小组派一位成员随同回京，以便在付印过程中做校对。
试题经部领导审定后，上述人员将题稿送到早已联系好的1201工厂排成铅版，再将铅版送到人民教育印刷厂打制成纸型。
因为既要保密，又要尽量不影响工厂的正常生产，这些工作都在晚上进行。
排版工人和各科命题组长都集中住在西郊的军事学院招待所。每天晚饭后，这些人乘专车到车间进行绝密级的排印和校对工作。
每科只有一个人校对，责任大，压力大，校对一遍又一遍，脑子都有点儿麻木了。对于华彤文来说，还要过家门而不入。
在炎热的夏天，在条件简陋的车间里，大家连续多天，通宵达旦地和工人们一起，进行着这项不容出差错的工作，其艰苦的程度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纸型制好后，通过中办的机要交通渠道送到各省市。再由各省市在当地选定印厂，将纸型浇铸成铅版，用铅版印制成试卷。
而留在青岛的人员则洒脱一些。青岛市帮助安排了一些游览的活动。
李键、王元玺在北京完成制型工作，带领北京的几位老师，以及在工厂参加这项工作的几位工人，到青岛和大家汇合。宋葆初则留在北京，以便于与各地联络，了解各地印卷中的情况。
虽然命题、制型的工作结束了，但是离考试还有1个月的时间，因此还要安排好封闭圈内人员的休息。
休息地既要便于保密，又要生活条件相对较好，还能适当活动。于是建议选择避暑胜地庐山，建议得到了教育部领导的批准，江西也表示欢迎。
考试日期临近时，高沂副部长经南昌上山。开考的第一天，高沂在庐山巡视了招生改革后第一次全国统考的考场。
由于已经开考，命题组在庐山宣布就地解散，命题人员各自返回原单位。
虽然“入闱”的命题人员很苦，但华彤文教授当时也觉得苦中有乐。他后来回忆说：
乐趣一，当考试完毕，题文和参考答案无误，成绩统计难度恰当、区分度好时，命题人员不仅松了一口气，而且更感到为高校招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十分的欣慰。
乐趣二，结识了一批友谊深厚的朋友。
命题人员来自不同的区域和岗位，“入闱”后便朝夕相处。每道题都是经过众人的反复琢磨，逐字逐句地推敲，改了又改，不能再说某题是某人出的。
当一个有新意有亮点或可查潜能的试题“磨制”成功时，大家会兴高采烈。当对某题有不同意见时，可能会面红耳赤地争吵一天，经过充分争论，决定取舍。这种共同作战的情谊一直沿袭了下来。
乐趣三，吃好住好休息好。
每次“入闱”总是在幽静的工作地点，大家既能安心工作，又便于隐蔽和管理。
每到审校工作完毕但未散会时，大家就关注去哪个风景秀丽的休养地散散心，这可是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难得良机。
此外，还能摆脱一些不必要的烦恼。有些人十分关心谁去命题，命题人员的思路风格如何？但是，命题人员的名单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在当时，不时有人会登门拜访，以探虚实。在这种情况下，家人往往回应一句“不在家”，就此了事。也会有亲朋好友带着子女登门请教的，拒绝了怕伤害感情，接待了又会犯嫌疑，而一旦“入闱”，倒觉得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
高考命题的经历，带给“入闱”的老师们，以及参与过此项绝密级工作的人员，是其人生中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也是非常值得记忆的“禁闭”。高考试卷的印刷与分发
1978年6月6日，国务院发出批转教育部《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78级的招生工作随即在各地展开。
时任江苏省招生办副主任的胡星善说：
这次工作量之大、效率之高，从领导精力、工作人员的配置、财务的支出，几乎都以招生工作为优先。
但是，由于国家经济困难，物资匮乏，教育系统内规模稍大的基本建设尚未开始，再加上经费不足，要保证做好招生工作，困难重重。
特别是，77级开始招生时已进入下半年，第三季度的后期，出版局已经没有了剩余纸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江苏省出版局向省计委上交申请计划。
经过请示，紧急调拨了仓库中留作印刷《毛泽东选集》的备用纸。虽说是备用纸，但是作出此决策也甚为不易，也是对高考的格外支持。
77级分省命题，江苏省在溧阳印刷厂印卷，使用了就近的沙河水库的招待所，这两个单位的房屋都很简陋。现在突然又进来这么多人，许多生活设施都不能满足需要。因此，男同志洗澡就在芦席围起来的临时场所，提水冲洗。
因为房间不够用，印刷厂内“入闱”的人和没有“入闱”的人不能完全分隔开。在交代了纪律之后，大家见面时都自觉地遵守纪律，互相不说话。
厂子里有一对夫妻，其中一人“入闱”了，另外一个没有“入闱”。他们在厂区、回家及回宿舍的路上有时候相遇，但夫妻却只能相见不相认。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
保密工作就是靠纪律，靠全体工作人员的自觉性。
高考试卷从印刷厂运回来时，机关没有地方存放，于是就临时堆在机关内小礼堂后面的楼上，房间有一面墙是用木板隔出来的，根本不具备保密的条件。为了防止事故，只能把礼堂的大门锁好，工作人员则日夜看守，不睡觉。
考前试卷要分发给各地，但是各地、市和招生办都没有自己的车，有的借到了，有的没借到，就希望省里给送。最后，只好用有限的车辆为苏北送试卷。
苏南有铁路，主管招生的省教育局副局长方非就亲自跑铁路局，订购软席票，并向他们宣传这件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商量请铁路局做好安全保卫工作，要求列车长、列车员、路警都参加保卫工作，使沪宁沿线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市的试卷，按时安全的到达。
在印刷试卷问题上，云南省也出现了问题。本来就十分紧缺的纸张被大量用于印刷各种各样的政治读物，各行各业，包括造纸行业的生产尚未恢复，可是高考又迫在眉睫，试卷印刷刻不容缓。
于是，省委紧急调用了全省各地的库存纸张，并由设备和技术条件最好的云南新华印刷厂，连夜赶制试卷100多万份。
当各项准备工作即将就绪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当时，在很多地、州、市、县教育局，没有设置保密室和专职保密人员。即使有，其保密条件也不完善，保密制度也不健全。
为了保证高考试卷的安全和保密工作万无一失，省教育局从高等院校抽调一批责任心强、当年无亲属参加高考的党员干部和教师，分头将高考试卷直接送达地、州、市、县，并负责全程监护和考前的安全保密工作。
可是，送达地、州、市、县各考点的100多万份试卷，需要用2000余条麻袋来分装和铅封。省教育局无力解决，只好求助有关部门。
当时，因为麻袋是防洪和专用的计划物资，有关部门不同意随便动用，可是考试时间即将临近，情况甚急。
省教育局不得不请示省委出面协调。省委领导当即拍板：
战备物资一般不能动用，高考是全国大事，当务之急，先用后补。
于是，立即责成省有关部门征调了2000余条麻袋。这样，迫在眉睫的困难得以解决，100多万份高考试卷在考前按时安全地送达各考点，使得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考试得以顺利进行。
1977年10月，30多岁的刘建平从河北新医大学，来到河北省招生办。
刘建平说，当时的招生办只有7个人，他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招生办最值钱的家当是一辆三轮车。因为年轻，体力活都是刘建平的。
要发文件，刘建平就得骑上三轮车去买油墨、辊子和白纸，然后把纸送到印刷厂裁成所需大小，把文件一页一页地用辊子推出来，常常累得腰酸背疼。
1977年，河北省的高考时间是12月15日、16日。命题由省里负责，于是领导便安排刘建平负责组织命题工作。
待命题工作顺利完成后，就是印卷。刘建平说，印卷是在河北省保定的一个监狱印刷的，犯人没法出去，都是铅字排版手工印刷。刘建平和工作人员在监狱住了几十天。一科一科地印，印完后装袋、密封、贴密封条、盖密封章、科目章。
刘建平说，最累人的活儿是盖章，2个密封章1个科目章。他速度最快，每分钟能盖25袋。“咔”、“咔”，天天盖章，累得胳膊肘都抬不起来。
当年河北省报名的考生32万人！想想看，光盖章就得好几天。不能回家，也不能和外界接触，天天和犯人打交道，从命题到印卷，过了40多天的“禁闭”生活。
印完卷，刘建平等人又被领导安排到外地“隔绝”，直到高考结束后才回家。
考完试后，上线考生的档案都由地区教育部门送到省里。因为没有专车，所以大家无论多远，都用麻袋把档案装起来，坐火车背到省会。而且因为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下了火车再赶公交车，背着个大麻袋，一身的尘土，一脸的疲惫。
对此，刘建平说，当时有个特别形象的顺口溜儿：
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走近一看是招生办的。
高考带给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以希望和梦想，同时也带给那些为高考付出心血、自由、汗水的幕后英雄们，以欣慰和无与伦比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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