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北京传来贺龙的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最后胜利。也就是一定要攀上峰顶，而不是8600米的高度。”
●王富洲在夜光中掏出一本“体育日记”本在上面写道：“王富洲等3人征服了珠峰。1960年5月25日4时20分。”
●1960年5月28日《人民日报》：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在世界登山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空前成就。
● 登上地球之巅
举行征服珠峰誓师大会
1960年5月，北京传来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的电报和电话，贺龙指出：
要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最后胜利。也就是一定要攀上峰顶，而不是8600米的高度。
对此，攀登珠峰的大本营里负责指挥的体委二司司长韩复东准备孤注一掷组成“突击组”。他开始找队员谈话，“矮子里边拔将军”，从运输队员里找了几个人，受伤了脚的贡布一跌一拐地进了突击队，王富洲自然也进了突击队，当然每次开路的刘连满当然是不能少的，突击顶峰的“突击组”就这样组成了。
这是一个通过三次“适应性”行军的考验，是由登山队党委精心选拔而来的，被证明是最具有战斗力的“突击组”。
担任突击组组长的是25岁的共产党员、地质学院毕业生王富洲。在艰苦的地质勘探生涯中，王富洲练就了一双翻山越岭的铁脚。他参加登山活动虽然不到两年的历史，但已跨进了我国优秀登山运动员的行列。
藏族队员贡布出生于西藏一个农奴家庭，从小为农奴主无偿种地、放牛、赶骡帮。他住过牛棚、睡过马圈，从小就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后来，共产党把他从农奴制度的地狱里解放出来，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进而又参加了登山队。
伐木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屈银华，个性乐天开朗，酷爱运动。还在西南原始森林里伐木时，屈银华每逢休息便爬山打猎，经常同山羊野兔赛跑。参加登山活动以后，他总是抢最重的背包背，找最累的事情做。而且，他膀阔腰圆，力大无比，队员们都开玩笑地喊他“三吨半”，意思是说他的力气只比载重四吨的“解放牌”大卡车小“半吨”。
其实，早在三次适应性攀登完成后，参加过这三次攀登的主力队员大都垮了下来，几乎是病的病，伤的伤，人员所剩无几。
到达过8600米高度的只有队长史占春和队员王凤桐，在他们完成第三次适应性攀登后，一个到日喀则去疗养，一个则去了拉萨，队干部也只有副队长许竞一个人没有走。
这时，处在海拔5120米的大本营里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人们，逐渐开始出现失败、沮丧、绝望的情绪。人们此刻仿佛才感觉到，被藏族人民称为“第三圣母”的珠穆朗玛峰，在晴朗日子里看上去就如同披着轻柔白纱美丽少女，但是它的艰险却众人皆知。
对于队员们来说，虽说珠穆朗玛顶峰近在眼前，虽说已经到达的高度与珠峰只差绝对高度200米左右，但胜利似乎却依然是那么遥远，而中国登山队却已经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
于是，有的人提出，只要上到8600米的高度，就是胜利，就可以鸣金收兵了。
就在这样的情绪中，时间已进入5月中旬。珠穆朗玛峰银色的山峦间开始升起浓密的白色云雾，绒布河上的冰层破碎了，奔腾而下的激流撞击着岩石发出响亮的声音；矫健的喜马拉雅飞鹰飞旋在珠穆朗玛山区的上空；珠峰上的冻土松软了，山坡上枯黄的野草丛中又吐出淡绿色的嫩苗……
天气正在渐渐转暖。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不久，印度洋上的季风就要吹过珠穆朗玛山区。接着，连绵的雨季就要开始了。
如果再迟疑，中国人对珠穆朗玛峰的征服大概就要往后推移了。
就在这时，贺龙从北京传来攀登最高峰的命令，人们不由得精神一振。
在新的部署选拔停当后，珠穆朗玛峰下登山大本营的气象工作人员，变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繁忙。
红色的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岩石旁的各种气象仪表，不停地运转。
人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珠穆朗玛山区在雨季到来之前最后一个好的天气“周期”，以便开始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最后一次战斗，夺取珠穆朗玛顶峰。
从5月14日开始，一批批运输队员就陆续从大本营出发，先把大量高山技术装备和食品提前运送到海拔76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等待对突击顶峰的主力队员们进行支援。
这几天来，在大本营帐篷外面，突然增加了许多标语，登山队员们又重新鼓起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雄心壮志。其标语内容为：
行军不落后，
受伤不叫苦。
只要心在跳，
决不往回走。
不久，攀登珠峰的好天气周期终于来到了。
5月17日清晨，绒布河谷上空云雾迷漫，勇敢的登山队员们一个个精神饱满，而且显得格外庄严和凝重。他们已饱尝了珠峰的凶险，深知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他们对前途不再盲目的乐观，而是抖擞精神，整理好装束，准备出发。
北京时间9时，登山队员们在海拔5120米的登山队大本营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
登山队把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委托给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让他们一定要把祖国的五星红旗插在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上。
登山队员们在珠峰之下，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副队长许竞率领下，一个个都激动地举起右手，向庄严的国旗宣誓。
他们宣誓道：
敬爱的党，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在第四次行军中坚决征服珠穆朗玛峰。
敬爱的党，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在您的教导下，有了智慧，有了力量，为党的事业树立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雄心壮志，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胜利前进。一只脚伤了，还有另一只脚；一只手折了，还有另一只手。只要我们的心脏还在跳动，坚决为党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攻克珠穆朗玛而奋斗到底。
敬爱的党，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毅力势不可挡．我们的团结力大无穷，我们全体队员向您保证，不拿下顶峰誓不收兵。
在震天响的锣鼓声与人们的欢呼声中，登山队员们告别了大本营的战友，向云雾重重的冰雪世界挺进。
登山队向顶峰最后冲击
1960年5月24日清晨，阳光灿烂，珠穆朗玛峰尖锥形的顶峰耸立在蓝天之际，朵朵白云在云岭间飘绕不散。北京时间9时30分，突击顶峰的队员由副队长许竞率领出发了。
其实，早在5月18日，登山队员们仅用一天就赶到了海拔6400米的三号营地。5月19日，他们就登上了“北坳”冰坡，到达了海拔7007米的四号营地。
经过几天艰苦的行军，5月23日上午，许竞带着13名登山队员赶到了拔海8500米的地方，并在这里把第三次行军时建立在岩坡上的突击营地，改建在极其难得的一块倾斜度约30度的雪坡上。
这一天的晚上，运输队员屈银华送氧气到突击营地。并且，他还背来了摄影机，准备天亮后在这里拍摄登山的片子。
北京时间22时整，队员们看到了从拔海6400米营地上发出的气象预报信号弹：“24日为好天气。”这个讯息，使队员们进一步增强了夺取顶峰的信心与勇气。
这一夜，在“突击营地”的几个人所携带的全部给养只剩下一点人参，一小盒水果糖，还有贡布没舍得吃的一小块风干的生羊肉。
突击顶峰的队员即将从这里出发，攻下耸立云霄的珠穆朗玛最高峰。
5月24日，北京时间9时30分，年轻的登山队员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藏族队员贡布一行4人，背着高山背包，扶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顶峰最后的380米高度冲击。其他队员则撤回到8100米的营地，养精蓄锐，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为突击顶峰的队员提供各种支援。
在前几次攀登中担任了探路任务的许竞，此时体力消耗很大，他只走了约10米，就感到支持不住了。这时，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贡布便勇敢地担起重任，扶着冰镐，一步一挪地向珠峰最后380多米的高度挺进。
为了尽量减轻负担，除了氧气筒外，他们只携带了一面国旗和一个20厘米高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另外还有电影摄像机、准备写纪念纸条用的铅笔和日记本。
但即使这样，前进的速度依然缓慢异常。因为从5月17日上山以来，他们一路攀登，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体力消耗的所剩无几。
大约两个钟头，他们才攀登70米，来到了那像城墙一样的屹立在顶峰道路上的第二台阶。在第三次适应性攀登时，队长史占春和队员王凤桐曾到达过这里。但他们只在这儿观察了山势和攀登路线，并没有继续其征程。
当王富洲他们来到这里时，也在这堵冰墙下踌躇了片刻。他们太疲惫了，曾试图绕过“第二台阶”，沿东北山脊登顶，但那边却愈加陡峭难行，于是他们只好沿着与“台阶”平行的方向盘旋前进，最后在“台阶”的中层地带找到了一道纵形岩石裂缝。
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贡布商量了一下，决定沿这条裂缝突破“第二台阶”。在接近顶部最后约3米的地方，岩壁变得光滑垂直。刘连满用双手伸进岩缝，脚尖蹬着岩面，使出全身力气一寸一寸地往上挪，但身体稍一倾斜，便又滑落到原来的地方，他一连攀登四次，但4次都以失败告终，弄得浑身是伤，几乎爬不起来。
几个人停下来商量。最后，还是来自哈尔滨消防队的刘连满想出了主意，他决定自己当“人梯”，蹲在岩缝下，让队友踏着他的双肩攀登上去。
在这样的高度上，做任何一个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强烈的反应。刘连满只觉得眼冒金星，两腿颤抖，呼吸也变得沉重。但他咬牙坚持着，用身体驮起屈银华往上攀。屈银华为了攀上去，毅然脱下8斤重的高山靴，这一下把他的脚跟和脚趾都冻伤了。最后，他终于在岩缝里奋力打进了一根钢锥。刘连满先把屈银华托了上去，然后又托贡布上去，最后屈银华和贡布在上面再把王富洲和刘连满拉上去。
登上“第二台阶”岩顶，队员们才发觉，从开始攀登“台阶”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5个小时，而征服最后的3米，竟用了3个多小时。
通向顶峰的第二台阶虽然克服了，但他们离顶峰还有280多米的高度要走。这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寒风从山岭间刮过，发出阵阵啸声。
他们原以为在天黑以前可以登上顶峰，但现在看来是没有可能了。黑夜，成了他们此时登顶的又一道难关。
几人背上的氧气现在也所剩无几，而体力也越来越虚弱了。在这种状况下连夜攀登，无疑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刘连满身体极虚弱，每走一两步，就会不自觉地摔倒，但仍然挣扎着向前移动。
这时，队员们到达了海拔8700米的高度，胜利近在眼前。但氧气也用得快差不多了，他们的行动也更加艰难。于是，大家决定让刘连满留下，其他3个人则以最快的速度攀登珠穆朗玛最高峰。
当队友继续向顶峰前进以后，刘连满靠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边，基本上处在一种半昏迷状态。他下意识地拿起自己的氧气筒，看到面里还有几十公斤氧气，便套上面罩吸了几口，一股暖流顿时流遍了全身，他的头脑也变得清醒了一些。
此时，他想起了正在攀登顶峰的3位战友，于是他决定，哪怕自己忍受严重缺氧的煎熬，这最后一点氧气要留给战友们回来时使用。于是，他便毅然关闭了氧气阀。然后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封短信，他在信中写道：
氧气筒里还有点氧，给你们3人回来时用吧。也许会管用。
然后，他便静静地睡去了，也不管死神是否会降临。
五星红旗飘扬在最高峰
1960年5月24日夜里，在苍茫的夜色中，远处山下一片漆黑，只有点点星光在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3人头上闪耀。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他们都匍匐在雪上，靠模糊的雪光反射，仔细辨认攀登的道路。
珠穆朗玛顶峰的黑影在他们面前显得格外低矮，静静地屹立在那里，仿佛伸手即可触到。
就在距峰顶还剩50米左右的地方，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3人的氧气全部用完了。
在这种情况下，是上，还是退？几位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士没有丝毫的犹豫，迈开步伐继续前进了。
他们所幸抛掉了背上的空氧气筒，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艰险的攀登。
每前进一寸，他们都要大口大口地喘粗气，攀上一米高的岩石，也要花费30多分钟。
他们就是这样凭着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忍受着一切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一寸一寸地与死亡搏斗，迈向胜利的巅峰。
在爬过又一块积雪的岩石坡之后。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终于登上了一个岩石和积雪交界的地方。
这时，走在最前面的贡布突然叫了一声：
再走就是下坡了！
他们终于站在了珠穆朗玛峰的顶端，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珠穆朗玛最高峰的创举，而这一创举实现得这样突然，在经历了几度的出生入死之后，竟是这样默默地，悄无声息地来临。
珠峰南面是一片皑皑积雪，北面是灰色的岩石，在积雪和灰岩交界的一块椭圆形地带，即是高不可攀的珠穆朗玛顶峰。此刻，他们正站在这里举目四望，朦胧夜色中，珠穆朗玛峰一座座群峰的暗影，都匍匐在他们的脚下。
这时，夜光表的指针正指着北京时间4时20分，而这已经是5月25日黎明前的时候了。
经过近19个小时的拼搏，英勇的登山英雄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虽已极度疲劳，但胜利的喜悦却使他们变得那样兴奋与激动。
贡布从背包里拿出那面登山队委托他们带上来的五星红旗和毛主席石膏像，放在顶峰西北边一块大岩石上，然后用细石把其保护起来。
王富洲则在夜光中掏出一本“体育日记”本，用黑色自动铅笔在上面写道：
王富洲等3人征服了珠峰。1960年5月25日4时20分。
因为夜色太黑，看不清笔在纸上写的字迹，再加上他的双手又被冻僵，王富洲足足花了3分钟才歪歪斜斜地写完了这段话。
贡布走过来，帮他把这张纸条撕下来，放在一只白羊毛织的手套里，也埋进了垒成的细石堆里。
为了纪念登上珠峰，他们拣了9块岩石标本，准备带回北京送给毛主席。
因为天色黑暗，尽管他们3人携带了一部电影摄像机，但是却没能拍下顶峰的情景，只是在他们下山时，天亮以后，才在海拔8700米的地方往回拍摄了一些镜头。
北京时间4点35分以后，便开始下山了。他们在山顶大约停留了15分钟。
今天，珠穆朗玛峰北路“不可征服”的神话，被彻底打破了。年轻的中国登山队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个月时间，踏过千年冰雪，翻过万丈悬崖，在被英国“探险家”们称为“死亡的路线”上，踩出了一条通向珠穆朗玛顶峰的胜利道路，用自己的双手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了地球之巅，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麓攀上顶峰的壮举。
人民日报刊登喜讯
1960年5月2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重要的新闻：
新华社珠穆朗玛27日电：新华社记者从珠穆朗玛峰下海拔5120米的中国登山队大本营报道：
27日北京时间零时30分，记者从登山队大本营的无线电收发报机里，收到了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海拔6400米的营地传来的喜讯：
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在25日黎明北京时间4点20分安全登上了海拔8882米的珠穆朗玛峰顶峰，在世界登山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空前成就。26日，登山队都已经安全返抵7007米的营地，27日他们可回到6400米高处的营地。
后来经过专家测定，珠穆朗玛最高峰为8848米，而此处所说的8882米则是当时的说法。
5月30日，英雄们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回到了大本营，他们是被人们抬回来的。
中国勇士对珠穆朗玛峰的征服终于胜利结束了，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在珠峰北坡写上了胜利记录的同时，珠峰南坡一支由印军少校吉・辛格率领的印度登山队在尼泊尔境内上到8625米，由于风大而宣布失败。
自从新中国建国后，《人民日报》发过两次号外，一次是原子弹爆炸成功，而另一次就是这次登顶珠峰。
此时，登山英雄是没有看到这些盛大的庆祝场面的。他们静静地躺在医院里。
王富洲上山前体重160斤，屈银华154斤；下山后，王富洲101斤，屈银华102斤。
当时，由于他们在海拔8848米的高度不使用人工氧气，这虽然在世界登山史上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创举。但是，这却使得他们的身体健康遭到极大的损害。
由于极度缺氧，他们有可能回不到山下。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还要感谢留在海拔8700米处的刘连满。
当时，刘连满从昏昏沉沉中醒来时，发现在通向顶峰的雪坡上留下了脚印，他便知道王富洲等3人已经向顶峰攀登而去。这时，不知哪来一股劲竟使他又站起身来，准备好在此接应自己的战友。
当他看到3个队员安全地回来时，第一句话就是让他们赶快用上自己留下的几十公斤人造氧气。
当王富洲看到刘连满用生命换下的氧气，感动得流下了泪水。可以说，这半筒氧气，救了3位战友的生命。
由于电台已经摔坏，他们4人只得在突击营地休息一夜，第二天让刘连满和贡布先下山去报信，而当时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的王富洲和屈银华则是慢慢往下挪。
王富洲和屈银华在下山的过程中，则经历了8500米时的迷路，8300米夜色下的滚坠。要不是一块大石头挂住了绳子，登山队里只怕又多了两位烈士。
在7500米的地方，屈银华踩上了雪檐，再往前走一点，那就是无底深涧。不过，所幸他们及时发现了。
当时，屈银华掏出手枪想打枪联络一下接应的人，结果枪栓没拉开，因为手指在一瞬间冻在了枪上！
几经磨难，他们总算回到了山下。
后来，贺龙副总理去北京友谊医院看望他们时，先问了他们的身体情况，然后摸着黑胡子，意味深长地向他们问道：“以后，还敢不敢登山啊？”
队员们一致表示，只要祖国需要，他们依然会再次攀登到珠峰最高处的。
4年后，他们的名字再次写进了最后一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即希夏邦马峰的登顶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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