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
●邓颖超在听取了深圳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高兴地说：“在深圳这几天，等于上了一堂课，所见所闻都是新鲜的东西，感到非常振奋。”
●有人等不及了，“呼”地一下站起来，响亮地喊出了“250万元！”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 深化改革深圳改革引来巨大争议
1981年11月，一位离开深圳市委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将一份《关于深圳特区建设的几点意见》交给了中纪委。
这份“几点意见”主要是对深圳改革的质疑。其实，从深圳成立特区以来，对深圳的质疑就从来没有断过。
在当时，蛇口刚刚动工时，陕西的一位省委副书记来到这里，当年他在这里打过游击，见到外商在这里办企业，他不禁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
像这位老干部一样，一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也在议论说，在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
在当时的环境下，反对深圳改革的声音是很大的。“几点意见”交上去不久，一家报纸就发表了《上海租界的由来》，其观点和“几点意见”一样是批评改革。
几乎是与“几点意见”的时间同步，一个调查组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特区进行了调查。
当时，《人民日报》记者林里曾与到深圳的调查组打过交道，他这样描述道：
我到深圳以前，办案人员早已捷足先登。我们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里。当我听说，深圳特区被列为“重点省的重点区”的时候，我几次试图问个究竟，目的是避免“撞车”，“唱对台戏”。
一片好心善意，完全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的。可是，不管怎么努力，对方都回答一个“不知道”。
他们不跟陌生人说话，不同一般人打招呼。尽管“同吃同住”，但互不来往。尽管在一个餐厅用餐，但他们躲在餐厅的角落里，还竖起一道屏风，像是生怕被人看见似的。
1982年初，这个调查组很快就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指出深圳的“问题”：
引进外资和设备有很大的盲目性；
同外商打交道吃亏上当的情况相当严重；
经济管理相当混乱；
引进企业职工所得太多，月平均为150元，少数人高达200元、300元甚至500元……
最后，调查报告特别指出：
引进外资成片开发，要警惕有形成变相租界的危险。
调查组在撰写调查报告的同时，又整理了一份材料，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1982年4月，一位著名的老报人又在其名牌栏目《读史札记》发表《痛哉，租地章程》一文。
这篇文章讲的都是旧中国的事，但看的人似乎都觉得，文章所要说的，已是不言自明了。
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深圳市委、市政府虽然顶住了各种压力，继续推动深圳改革的步伐，然而，他们是多么渴望深圳的改革能够得到中央的正式认可啊！中央肯定深圳改革成果
1984年1月24日，对于深圳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经济特区的倡导者邓小平，来深圳视察工作了。
提起邓小平，深圳人总是充满感激之情。邓小平这位自深圳特区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关注着这颗中国改革开放幼苗的成长。
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支持特区，特区建设面临着种种困难。
此时，正是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领导人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些。”
“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也是对深圳特区面临困难的理解。而“坚持原定方针”，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杀出一条血路来”，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
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却遭到一些人的责难。
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表态，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几年过去了，深圳建设取得了巨大变化，此时深圳人事多么渴望邓小平来到了深圳看看啊。
就这样，在深圳人的渴盼中，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84年1月24日清晨，邓小平一行的列车到达广州站。当广东省委书记、省长梁灵光等到车上看望邓小平时，邓小平深情地对梁灵光等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中午，邓小平的列车终于到达深圳。
当天下午，邓小平在他下榻的迎宾馆听取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工作汇报。
深圳市在汇报中说：
深圳原是一个边境小县城，街道简陋狭窄，市政设施落后。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的深圳初步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建起了大批工业厂房、商品楼宇和拥有现代化设施的酒楼、宾馆，还有设备完善、风景秀丽的旅游渡假村，18层以上的高层楼宇已建成的有19幢，正在兴建的有44幢。一个现代化城市已经初具规模。
同时，深圳特区引进了一批外资和先进技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几年来，前来特区考察和洽谈业务的有美、英、日、法、意、西德、新西兰、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和港澳地区的金融、工商等各界人士。
到1983年底，与港商、外商签订协议2500多项，协议投资总额18亿多美元，实际利用的有4亿多美元。还引进了2�5万多台（套）先进设备。
这些，不仅对增强特区的社会生产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有些经过消化、吸收，正逐步向内地转移、推广。
尤为突出的是，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工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一年翻了一翻，比建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0倍。
经济的不断发展，带来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现在，特区人民安居乐业，边境秩序安定，社会风气良好，人们不仅不再外流，而且还有300多名外流人员从香港回来定居。
……
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汇报，并不时插话询问。
汇报结束时，深圳市领导请邓小平作指示。
邓小平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
16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冒着风寒，登上当时楼层最高的国商大厦，在20层的大厦天台上俯瞰市容，了解城市规划和建设情况。
1月25日上午，邓小平一行来到上步工业区中航电脑公司，参观车间设备。
在中航电脑公司，邓小平认真听取了公司领导人关于电脑技术和软件开发的情况介绍，并观看人和电子计算机下象棋的表演。
邓小平看完表演后高兴地说，美国搞电脑软件编制的都是一批娃娃、学生，我们全中国有那么多娃娃、学生，搞软件是完全有条件的。
接着，邓小平一行来到深圳河畔当时富甲全省农村的渔民村，参观了村民住宅区和该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的家。
这里32幢同是180平方米建筑面积、二层楼高、六室二厅的村民小楼，是渔民村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统一兴建的。
在视察中，该村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向邓小平一行汇报了村民的收入情况。
吴柏森说，去年全村纯收入达47万元，人均年收入5970元，平均每月439元。
听到吴柏森的汇报，邓小平真是感受到了深圳的巨大变化，他非常高兴，拉着吴柏森和他坐在一起，让记者们拍照留念。
1月26日，邓小平一行视察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听取了工业区董事长袁庚关于蛇口工业区建设情况的汇报。
袁庚说，1979年蛇口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没过多久就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
同时，袁庚还说，建设这样一个工业区，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可见中央关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强大威力。
听完汇报，邓小平耐心地询问了港口码头的设计、规划和建设等情况。
随后，邓小平等人又参观了蛇口工业区中外合资企业华益铝材厂，向企业负责人了解资金和技术引进、产品销路、职工收入和人才培训等情况。
接着，袁庚请邓小平一行到由一艘退役的客轮明华轮改装的海上游乐中心“海上世界”做客。
邓小平高兴地登上顶层甲板，并应主人的邀请高兴地题写了“海上世界”。
就这样，邓小平经过两天的实地考察，听汇报、下车间、访村问户，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深圳经济特区几年来的建设和发展非常满意。
在离开深圳后，邓小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一号院内，应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提议，欣然提笔挥毫，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
1984年1月26日
题词的第二天，邓小平为深圳特区的题词，一大早就通过深圳电视、广播及《深圳特区报》及各种形式和大家见面了。
当天上午，在黄金时间，香港电视台也立即转播，且每隔5分钟播放一次。
邓小平为深圳特区的题词，充分肯定了深圳特区建设取得的成就，充分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发展经验，肯定了深圳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的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新的措施。
邓小平为深圳特区的题词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前党内外对深圳特区的种种怀疑和指责很快收敛了。
随之而来的是沿海各地、乃至全国各地改革开放热潮的兴起。
邓小平的题词，对坚定深圳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调动全市人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加速建设深圳特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稳定和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的投资，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继邓小平视察深圳之后，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颖超等也先后视察深圳经济特区，给深圳特区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1984年5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梁灵光等陪同下从广州到达深圳。
在深圳期间，胡耀邦参观了香蜜湖、八卦岭工业区、恰景花园等，并登上国际商业大厦楼顶，俯瞰特区建设新貌。
看到深圳的变化，胡耀邦还高兴地为深圳特区题了词。胡耀邦写道：
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12月6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广东省政协主席梁威林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特区。
在深圳期间，80高龄的邓颖超参观了渔民村、深圳市工业产品展览、深圳水库、东湖宾馆、华强电子有限公司和蛇口工业区等，并登上新园宾馆楼顶察看了特区建设新貌。
当天下午，邓颖超在听取了深圳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高兴地说：“在深圳这几天，等于上了一堂课，所见所闻都是新鲜的东西，感到非常振奋，我总觉得，来这里几天好像在过一种新生活。你们的工作和成绩，使我深受鼓舞，使我一直处于振奋之中。”
在谈到改革和今后工作时，邓颖超说，这次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你们要用你们的实践来帮助中央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指导14个开放城市的工作。
同时，邓颖超还告诫大家，不要骄傲自满，要谦虚谨慎，要团结更多的人，团结各方面的人。
邓颖超还说，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进一步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它将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希望深圳的同志们深入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使特区的工作越做越好。
接着，邓颖超在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的陪同下视察了蛇口工业区，与工业区的干部、群众交谈。
在考察蛇口海关时，邓颖超勉励青年员工，在接待检查工作中，礼貌待客，维护国家的声誉。
邓小平、胡耀邦、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深圳经济特区的视察、题词和谈话，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圳经济特区的莫大关怀、支持，同时也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办好经济特区，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决心。推动土地管理体制改革
1984年以后，在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支持下，深圳进行了多项改革，其中，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这股改革风潮中的一部分。
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以来，在土地管理上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早在1981年11月，广东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十三次会议便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这是对土地改革进行探索的先声。
1987年5月21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市基建办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改革方案》。
《方案》提出：
土地实行商品化经营，开放地产市场，全面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土地的一级市场由政府垄断，采用公开拍卖、招标、协议等办法，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使用者；允许上地流通、转让、买卖与抵押；引入竞争机制，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加强宏观控制和管理及产业政策的引导。
经过反复讨论，深圳市委常委会议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方案》。
为使改革方案趋于完善，深圳市委一方面要求基建部门和法制局抓紧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规定》，报市政府审议后提请省人大批准实施，为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另一方面派出市房地产考察团赴香港做专题考察，力求使计划中的特区房地产市场能够与国际房地产市场相衔接。
同时，深圳市委、市政府还决定划出一小块土地搞公开拍卖的试点工作，为全面实施改革方案积累经验。
1987年9月9日，深圳媒体也发布消息：
我市对土地管理实行改革首块土地即将公开竞投面积约一万平方米，位于天井湖碧波花园西侧，谁出价高归谁使用。
这个消息的发出，在当时的社会上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经济体都纷纷跃跃欲试，力争拿下这块土地。
1987年12月1日16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人声鼎沸。
此时，西装革履、手握电子计算器的买地商人在深圳会堂内外高谈阔论。
捧着一叠土地资料，前来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成员在席间窃窃私语。
拍卖就要开始了，中航工贸中心的一位干部领着他的助手匆匆踏进了会堂：“才看到报纸，来晚了。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我们也要参加。”
于是，这位干部便成了这次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的最后一位领取应价牌的竞争者。他的应价牌编号是44号。
而此时，更多的是抱着新奇态度的旁观者。人们焦灼地等待着一个令人瞩目时刻的到来，这里将要进行我国首次土地使用权的公开拍卖。
紧张、激烈的角逐出现在16时30分，主持这场拍卖的市政府官员刘佳胜和廖永鉴喊出了拍卖底价：200万元。
语音未落，会场四处都已经亮出了白底并标有红色编号的应价牌。“205万！”
接着是“210万！”
……
几十块应价牌齐刷刷地举起来。
有人等不及了，“呼”地一下站起来，响亮地喊出了“250万元！”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很快，地价很快上升到了390万元。
“390万元”的价格一出，场内突然出奇地安静。就在要落槌的那一刹那，“400万！”又有一个人举起手中的牌子。
“哗……”顿时，拍卖现场内一片掌声。
“420万！”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志在必得地又一次举起了牌子。
场内又响起一阵掌声。
几个回合后，这块地被喊道了“485万元”。
此时，就在大家都认为应该“到此为止”了。然而，就在主持人准备击槌时，场中冒出了“490万”的喊价。
接着，新一轮的竞价还在继续，直到“525万”时，这次拍卖才最终结束。
最后，刘佳胜一槌击下，庄严地宣告：“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归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
顿时，掌声淹没了拍卖官的声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以及来自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28位香港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亲临现场，中外10多家新闻单位的60多位记者，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
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颁发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试点股份化暂行规定》，并在一部分企业中试行。
《规定》共7章62条，分别对国营企业股份化的定义、内涵及其实施细则作了明确的规定。
《规定》指出：
国营企业股份化，系指将国营企业的净资产折股作为国有股权，向其他企业和个人出让一部分国有股权或吸收国家、其他企业和个人加入新股，把原企业改造成由国家、其他企业和个人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正式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后，脱离原来的行政隶属系统，成为独立企业法人，其合法的权益和经济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
《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试点股份化暂行规定》是我国政府部门颁发的关于国营企业股份化改革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深圳特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按照“规定”，深圳特区于1987年组建了4家股份制企业，深圳发展银行就是其中之一。
深圳发展银行是由国家、企业和私人三方合股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原称深圳信用银行。
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在吸收特区内6个信用社资金的基础上，以自由认购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票，每股面值20元。
到年底，发展银行有股东7387名，其中法人股东111名，个人股东7276名
12月，发展银行召开首届股东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深圳发展银行章程》，选举产生了该行第一届董事会，聘用了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并按股权表决方式通过了该行1987年利润分配和1988年扩股增资等4个决议。
发展银行实行股东大会制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在建立资金市场和推进银行企业化经营的改革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1988年4月7日，深圳发展银行普通股票在深圳证券公司首家挂牌上市。
随后，万科的股票也开始上市。
万科创业之初，就与它的母公司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摩擦不断。
1985年，母公司想要从万科账上调走800万美元，作为万科的负责人，王石抵死不从。
于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万科与母公司自然在公司的控制权上与其明争暗斗。在斗争激烈的时候，有一次王石差点就被调离。
1986年，深圳政府要在国营企业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当时国营企业的效益还比较好，很多人认为搞股份制设置董事会，又增加一个“婆婆”，所以当时几乎没有企业响应。
然而，此时王石意识到，当时公司正处在十字路口，股份制改造是一个让公司能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
于是，王石便自告奋勇地申请股份制改革。
当然，万科的母公司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对此则断然拒绝，当时的董事长对王石说：“你就是孙悟空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
王石感慨地说：“万科不是孙悟空，却感到一只无形的手掌摊在下面，随时可能收拢。”
然而，王石并没有就此放弃，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深圳政府领导的秘书们。
不久，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不定期地约见王石，商讨万科的股改问题。用王石的话说，“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上级主管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属于市委书记的秘密渠道，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
就这样，在万科与李灏的多次协商下，在绕开母公司的情况下，万科股改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到1988年，万科的股份制试点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当万科的母公司得悉市政府准备下文同意万科股改方案时，非常震惊。
经过讨论后，万科的母公司派了一个请愿小组到市府办公厅，强烈要求撤回股改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市委办公厅只好暂停下发同意万科股改的文件。
面对股改再一次受阻，倔犟的王石只好铤而走险，他直接向李灏告状。
后来，王石的一份记录记下了此次找李灏告状的情况，这份记录写道：
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很小，李灏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提一支毛笔，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
听王石倒完苦水，他把笔一搁，一字一顿地说：“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要沉住气，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于是，在李灏的“暗中”支持下，万科的股改方案在被搁置一个月后终获通过。
12月，万科发行股票2800万股，每股1元，当时万科的净资产仅为1324万元。
为了把股票销售出去，王石又亲自带队上街推销股票，他在深圳的闹市区摆摊设点，走街串巷，对居民区进行地毯式宣传。
有几次，王石和万科的人员甚至跑到菜市场里把股票和大白菜摆在一起叫卖。
同时，王石还请当地工商局帮忙，由个体协会出面邀请个体户开会。
在个体户会上，王石在会上反复宣传股票发行的意义和股票的投资价值。
王石长时间的演讲，让底下听讲的都没有耐心了，他们不耐烦地站起来，大声说：“不用讲这么多了，该摊多少我们就捐多少吧。”
一年多后深圳股市开张，万科以0002号正式上市。
与万科一同上市的还有金田、安达、原野等股份公司的股票，它们也因此成为新中国上市交易的第一批股票。
这4家股票上市后，受到广大股民的肯定和支持。深圳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造由此逐渐深化，为全国国营企业体制改革探索了一条既适合中国实际又能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新的道路。深圳推行住房制度改革
1984年4月，深圳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我市实行住宅商品化的方案》。
12月，深圳市委常委会又讨论并通过了《深圳行政事业单位住宅商品化试行方案》。
后来，由于各方面条件不成熟等原因，这个试行方案搁置了3年没有出台。但是，深圳推动住房制度改革的探索并没有停止。
1987年5月，深圳市委再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市基建办关于《深圳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暂行办法（讨论稿）》。
会议认为，住房制度的改革，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也是一项很大的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最后，会议在肯定该稿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
会后，由市基建办和体改办组织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
在这同时，有关部门遵照深圳市委的指示，邀请中央和省有关住房制度改革的专家参加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确定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总目标是实行住房商品化。
1988年6月6日，市委书记李灏主持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市房地产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深圳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前的有关问题。
会议确定，6月10日召开房改动员大会，6月11日，《深圳特区报》发布大会消息，摘要发表房改方案。至此，深圳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从1984年4月第一次拿到市委常委会讨论到1988年6月出台面世，共花了4年2个月的时间。
深圳特区住宅商品化制度的改革，为全国实行住房商品化的改革探索了新路子，积累了新经验，又一次充分发挥了特区“试验场”的重要作用。
同时，深圳住房制度改革，也为促进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住房制度改革的推动下，一批房地产企业开始迅速崛起，万科就是在这股改革东风下壮大起来的一家房地产公司。
1988年11月21日，一个名叫“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
与此同时，万科进入房地产开发。
那时开发房地产的门槛比很高，非建筑行业的企业要想进入房地产开发必须通过招投标，拿到土地才批给单项开发权。
这年11月，万科参加了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以2000万的高价拍得这块地，买了一张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入场券。
按市场价，把附近的住宅楼买下来，拆掉再重新建的土地成本价都低于万科获得的这块土地的价格。
在王石代表公司上台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时，深圳市规划局长刘佳胜望着他，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瞎胡闹。不管怎么说，还是祝贺你们。”
一度，万科团队的主流派视这张入场券为“烫手山芋”，建议毁约，“不执行同国土局签订的合同，大不了交些罚金，否则高地价的经营压力太大。”
但是，王石认为：不仅不能毁约，还要继续竞标拿第二块地。
一个月之后，天景地块推出，通过投标，万科再次夺得。于是，深圳地产同行再也不敢轻视万科这只不怕虎的牛犊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王石带领万科，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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