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定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

三、加强军队建设 领取口令

发布时间:2019-06-25 11:01:39

●朱德打着手势说:“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就不能指挥打仗。军队平时要以训练为主……

●毛泽东和蔼地笑着,并向站坡的指战员挥手答礼。他从右舷缓缓登上了“长江”舰,走到前甲板,再次挥手致意。

●杂志社向陈毅约稿,陈毅马上回信答应了。不久,陈毅就把自己写的文章送给刘少奇审阅,然后,及时地寄给了杂志社。

● 加强军队建设军委要求加强部队训练

1950年的一天,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朱德、聂荣臻和萧克等人开会,一起研究成立解放军军训部的事宜。

周恩来说:“各个国家都有很健全的军训部门,德国有训练总监部,日本叫陆军三部,国民党也有个训练总监部。我们建国了,随着作战任务逐步减少,今后军队将以训练为主,因此,也要成立一个统管全军军事训练的部门。“

周恩来讲到这里,大家都非常兴奋,都觉得解放军必须向规化迈进了,但要正规化,就必须有一个管理军训的部门。

朱德说:“过去我们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运动战的环境。现在我们夺取了全国政权,人民解放军成为国防军,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就不能沿袭过去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和游击习气了。”

周恩来接着强调说:“要进行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建设,就必须有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

萧克点点头说:“副主席说的对啊!”

朱德打着手势说:“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就不能指挥打仗。军队平时要以训练为主……”

这天,周恩来、朱德、聂荣臻一起确定了军训部成立后的几项主要工作,如下:

制定全军军事训练计划。

组织编写条令条例。

筹备组建陆军大学,而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军训部组建起来。

1951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号召:

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在此之前,全军军事学校及部队训练会议确定了全军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

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建军传统、军事思想及军事、政治、文化教养程度的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的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

步、炮、装甲、工、通信、交通、骑、化学、伞兵等的联合作战与协同动作,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部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

1952年7月,毛泽东在参观某军事学院的时候对战士们说:“军事训练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1953年1月,毛泽东对高级步兵学校的干部和战士又说道:“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仅仅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

毛泽东继续说:“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

1953年10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

从1953年6月1日开始,部队训练的中心转入以军事训练为主。为迎接这个训练,各大军区部队应在干部训练上有所准备。

因此,应采取分期轮训干部的办法,从明年1、2月间开始,实行军事干部的轮训,预习部队军事训练的各种科目,为开展部队军事训练准备条件。

1953年12月份,中央军委为确保按时开训、统一训练思想、明确训练方针、解决正规军事训练的有关问题,召开了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参加的会议。

会议强调:必须统一装备,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制度,坚决贯彻命令,执行条令,政治工作必须与具体业务技术密切结合。

在这次会议上,军委军训部长萧克用铿锵有力的话对大家说:“执行1953年度下半年训练计划必须做好准备工作。搞好各级干部集训;制订各级训练计划;完成保障工作;印发各种训练教材;做好训练动员工作。”

1953年6月,全军在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正规军事训练正式开始,同年12月7日至第二年的1月2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到1954年,颁布了训练计划大纲,规定训练内容由“部队训练”、“指挥员训练”和“司令部训练”3部分组成,指挥员训练和司令部训练在训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对于这一时期的干部训练,军委还特别强调“首长教育部属”的原则,要求按级学、按级教,防止一揽子包办代替和放任自流两种倾向。

要求首长亲自动手备课施教,在提高部属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既有利于平时搞好训练,又有利于战时胜任指挥。部属既可以学到上级和本级的指挥,又能掌握训练下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在训练中,干部亲自摸、爬、滚、打,亲自做示范,提高了组织训练的能力,促进了部队训练水平的提高。

1955年11月,叶剑英指挥了由陆、海、空军参加的辽东地区方面军抗登陆战役演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观看了演习。

1959年底,中央军委在呈送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概括军事训练的方针。内容如下:

1、全军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著作。

2、继续总结我军经验,编出我们的条令。

3、要研究原子、导弹等条件下的作战与训练。

4、军以上干部选读一部分马、恩、列、斯的军事理论,批判地抽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军委提出建设现代化军队

1950年6月分,周恩来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对参加会议的人表示说:

为了保卫我们民主、独立的国家,就不能不加强我们的国防……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已是一支拥有500多万兵力的军队,但几乎没有海军和空军,更不用说拥有原子弹和氢弹这样的尖端武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又使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同年,9月30日,面对严峻的国防形势,周恩来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就应该有现代化的军种和武器装备。

毛泽东也多次指示,要加快海、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建设。1950年6月,他曾深有感慨地说:

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建立了很强大的陆军。但是我们没有空军,对付头上的飞机,就是凭不怕死,凭勇敢,凭敢于牺牲的精神。今天,我们有了建立海、空军的条件,应当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尤其是空军,对于国防极其重要,应当赶快建立。

1950年4月,海军领导机构正式建立了。

1950年7月,周恩来要求海军在支援朝鲜作战的基础上,研究一个3年建设计划,一面备战,一面从事长期建设。

周恩来审阅了海军制定的3年计划草案,并呈毛泽东审批后组织执行。周恩来多次视察海军,参加海军重要会议,为海军建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1951年夏,周恩来在大连作短期休养期间,他视察了成立不久的大连海校,迎着浩荡的海风,他动情地对副校长张学思说:“我国是一个濒海的大陆国家,海岸线北从鸭绿江口起,南到北仑河口止,绵长得很,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条‘海上长城’。”

从1950年8月到1951年3月,人民解放军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领导机关也相继建立起来,其后又建立了铁道兵。

在中央军委大力支援下,中国现代化海军发展很快,1953年2月17日,毛泽东来到东南沿海,视察了“长江”和“洛阳”两舰。

这天清晨,“长江”和“洛阳”两舰,依次靠上了江汉关4号码头,融进了这银色的世界。战士们万万没有想到,领袖毛泽东要来看望自己。

当江汉关楼顶的大钟刚敲过第11下时,有3辆小汽车向码头开来。从第二辆汽车里下来一个人。这人头戴一顶黄绿色的旧解放帽,身穿一件已经退了色的草绿色大衣,脚下一双旧黄皮鞋。

当这个伟岸的身影转过身来,突然有人惊喜地喊了一声:“毛主席来了!”

战士们像列队报数似的,轻声地传递着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

长哨响起了,大家马上全体立正。副舰长王内修跑步迎上前去向毛主席报告:“报告主席,‘长江’舰干部21名,战士93名,共114名,请主席检阅!华东军区海军淤沪基地‘长江’舰副长王内修。”

毛泽东和蔼地笑着,并向站坡的指战员挥手答礼。他从右舷缓缓登上了“长江”舰,走到前甲板,再次挥手致意。

毛泽东登舰后就到各个战位、各个舱室去看望战士,与战士亲切谈话。从驾驶台到厨房,从炮位到轮机舱,每一寸甲板都留下了毛泽东的脚印。

毛泽东在枪炮长贾荣轩陪同下,先是看了主炮,然后又看了副炮。毛泽东得知这些炮都是日本造的,满怀信心地说:“5年后,就可以装我们自己造的炮了,我们的军队也要现代化。”

这时,“长江”舰政委刘松从指挥台下来,毛泽东叫住了他。毛泽东询问了刘松的姓名、职务以及从何处调来的情况。

毛泽东问:“技术学得怎么样?”

刘松答:“现在仅仅是初步学到一些舰艇知识,真正的技术还不行。”

毛泽东指指旁边的战士:“他们都学得怎么样?”

“他们技术学得都很好。”

“那你应该好好地向他们学习啊!”

刘松答:“是的,我一定好好地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高兴了,点点头,笑着说:“是啊,应该加强技术知识的学习,这样才可以加快海军的现代化进程。过去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

之后,毛泽东又登上“洛阳”,两舰离开了九江码头,“洛阳”舰在前,“长江”舰随后护航。

2月20日,毛泽东出了驾驶台,穿过右舷信号台登上指挥台。有人向他介绍了测距仪和罗经方位圈的用途。他听后,双手扶着方位圈测了个方位。

接着,毛泽东不停地巡回视察各个战位,他已站了3个多小时,该休息休息了。可是,当他走进会议室,就把副政委胡玉成叫来了。

毛泽东问:“舰上共有多少人?”

胡玉成回答:“170人”

“工农出身和知识分子各占多少?”

“高中以上程度占30%,初中程度占50%,小学程度占20%。”

“他们之间有没有隔阂?”

“团结得很好。”

毛泽东又问:“大家的学习情况怎么样?”

胡玉成汇报说:“同志们因参加海军不懂技术,所以学习技术的心情比较迫切,都希望很快掌握一些海军技术,以便为解放台湾出一份力量。”

毛泽东说:“建设现代化海军要以陆军为基础,以工农为骨干,团结教育原海军人员,搞好海军建设。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开始,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战争,国家还很穷,经过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就会强盛起来,我们的海军也就会强盛起来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望了望墙上挂着的谭震林在1952年来“洛阳”舰时的题词“为太平洋和平而奋斗”,对胡玉成继续说:“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要把祖国的海岸线筑成现代化的海上长城。”

20日深夜,毛泽东为两舰写下了同样的题词: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一定要建立现代化的海军

毛泽东

1953年2月21日

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必然引起军队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强调:

为使我军的体制编制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特别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建立精干的指挥管理机构。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行。二是要建设合成军队。建设合成军队,发展现代化军兵种是前提条件。加强军事干部教育和训练

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提高高级指挥员的现代战争指挥能力,中央军委组织了“全军在职高级干部战役法短期集训班”,把各大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二期学员共2O0余人召集到北京集体学习。

集训的科目是《集团军反登陆防御作战》,主要学习和研究如何防止帝国主义对我国可能进行的登陆人侵的有关问题。这是高级指挥员首次学习现代化战争合成军队的防御作战科目。

集训分为两个阶段。他们先在北京学习了一个月的理论课,从军队符号、军语和标图开始学起,直到集团军防御作战的原则、指挥等。

课堂设在军委办公地,即中南海居仁堂。除了苏联顾问授课外,朱德和训练总监部部长叶剑英,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副院长陈伯钧,副总参谋长兼集训班主任张宗逊也都讲了课。

他们每天学习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不休息。

指挥员集训的第二阶段,是在山东半岛观摩由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指挥的“集团军反登陆战役演习”,能看到演习,大家显得很兴奋。

前来观摩演习的所有高级干部包括苏联顾问,都和演习部队一样,住进海边的一个村子里,七八个人挤在农户家里。

历时近半个月的演习,从潍县海边开始,先是抗击“敌军”的登陆入侵,然后进行反攻,一直打到青岛的峻山湾,歼灭了人侵之“敌”。最后,由演习总导演刘伯承作了总结。

1952年,他们在南口又进行了一次战术演习,为1953年的训练创造了条件。和平时期练兵,就是要搞好演习,因为这种近乎实战的演习,对组织指挥和战术协同能力,是一种综合训练和检验。

而在向文化进军期间,军委始终抓住高级军事干部这个重点。除了各级速成学校吸收大批干部学文化以外,根据罗荣桓的建议,军委专门开办了一个高干文化班,轮训了一批军以上高级干部。

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的意见,制定了部队高级干部学习规划,提高文化修养作为军事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建立在职军事干部学习制度,加强学习领导。

此外,为了解决部队中缺乏军事理论骨干的问题,总政治部先后开办了军事理论教员训练班和宣传干部训练班。

训练班正式开学时,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代表罗荣桓出席了开学典礼,勉励大家认真读书思考,注意运用理论原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训练班聘请了著名的理论家杨献珍、范文澜、艾思奇等担任教员。还组织学员到天津、大连、鞍山、沈阳等地的工厂参观调查,使大家看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力量和前途。

训练班为部队培养了800多名骨干人员。与此同时,各大军区也先后按总政要求举办培训班,共培训了几千名骨干。

1953年6月,总政治部又发布了高级军事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基本计划大纲。大纲根据罗荣桓的意见,要求高级军事干部有计划地学习中共产党史,以党史为线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总政治部加强部队宣传工作

1950年7月,罗荣桓让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把老部下华楠请来,准备兴办一份叫《政治工作通讯》的刊物,以此来宣传党的政治工作。华楠是一位老宣传工作者,有办报办刊经验,让罗荣桓很期待。

华楠到来不久,就把《政治工作通讯》第一期办出来了,受到各级部门的一致好评。当时,罗荣桓规定将刊物发至师一级,为不定期出刊;内容主要刊登军委和总部的一些指示、决定和部队的政治、军事、后勤工作重要经验。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重要内容主要由肖华把关,最后由罗荣桓审定……

原来,从1950年开始,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方针,罗荣桓积极行动,组建了一个个丰富解放军精神文化生活的“阵地”。

总政治部为了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把党的声音及时传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和每一名战士中间,先后设立了《八一》杂志社、《解放军报》社、《解放军画报》社和军事博物馆等单位。

罗荣桓明白,报纸是党的喉舌。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起,解放军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办起了报纸,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舞指战员的斗志。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解放军必须有一份和平时期面向全军的报纸。就这样,罗荣桓和傅钟商量办报问题;囿于条件,决定先办一份刊物,再慢慢摸索着把全军性的报纸办起来。

1950年底至1951年春,罗荣桓与肖华结合实际情况,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创办全军性报纸的时机仍不成熟,还是先办杂志后办报纸比较妥当。关于杂志的名字,罗荣桓认为八一南昌起义是解放军创建的开始,就给杂志取名为《八一》。

接着,罗荣桓就委托肖华主持起草了关于创办《八一》杂志的报告呈送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对这份报告非常满意,经过研究后给予批准,并指定《八一》杂志为中央军委的机关刊物,在总政治部领导下,由《八一》杂志社编辑出版。

刊物指导委员会由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桓等27人组成,朱德为书记,聂荣臻、罗荣桓为副书记。

《八一》杂志下设编辑委员会,委员由各总部领导和有关同志担任,肖华为编委会主任。白学光、刘志坚、欧阳文先后任社长,华楠任副社长兼杂志社总编辑,可谓是人才济济。

1951年4月20日,首期《八一》杂志出版。发刊词是由朱德签发的。该杂志为月刊,比《政治工作通讯》的发行范围要大,扩大到团级干部。随着发行量的不断增大,《八一》杂志改为半月刊,发行扩大到排。

对办刊宗旨,罗荣桓一直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刊物办得既有学术性、理论性,又要紧密联系部队实际,对各项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肖华为这份《八一》杂志花费了大量心血,大到办刊方针、选稿内容,小到发行范围、上送名单,肖华都亲自一一过问,每件事都有具体指导,大的方面都亲自向罗荣桓汇报。

有一天,毛泽东在批阅一个文件,忽然,他亲笔加上了一句:

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

肖华敏锐地认识到,这是毛泽东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建军方向,于是,马上向罗荣桓汇报,罗荣桓批准由《八一》杂志及时刊登毛主席的这条指示。

为了使《八一》杂志能够及时传达中央军委、总部的声音,更好地指导部队工作,肖华经请示罗荣桓,向杂志社明确提出:

杂志社领导和编辑可直接向各军委领导和总部领导汇报请示工作,不必按常规那样层层请示,力求杂志“快”“新”“特”。

一次,杂志社直接向陈毅约稿,陈毅马上回信答应了。不久,陈毅就把自己写的文章送给刘少奇审阅,然后,及时地寄给了杂志社。

华楠有一次要求向叶剑英汇报工作,叶剑英翌日就接见了他,并和他详谈了几个小时。此外,刘少奇、徐向前、聂荣臻都很关心杂志,并亲自撰稿。

作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更是每期杂志都看,还经常给肖华或杂志社做出具体指示,或提出意见。可以说,《八一》杂志的出版,为日后《解放军报》的创办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1年,总政治部文工团和八一体工队开始组建。总政文工团是以原华北军政大学文工团为基础组建的。随后,罗荣桓指示肖华从全军各大单位文艺团体中网罗人才,充实文艺队伍。

短短两个月,总政文工团发展到800多人。接着按照专业,分别组建了歌舞团、话剧团、京剧团、越剧团、技艺队。后来,又成立了歌剧团。各团边组建,边排练,边演出,为繁荣解放军文艺事业付出了心血。

八一体工队由参加全国篮球和排球赛的军内体育尖子为主组成。以后,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专业体育项目,扩建成八一体工大队。

总政文工团和八一体工队的成立,对活跃部队的文化体育生活,加强军内外、国内外的文化体育交流发挥了很大作用。

罗荣桓曾自豪地说:“八一队、文工团是总政的两块金字招牌。”

1951年,肖华受罗荣桓的委托开始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此前,军委军训部长萧克就首次倡导兴办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

罗荣桓和肖华认为:“萧克的倡议很好,应该利用好电影这一现代化宣传工具,为广大指战员服务。”

1951年5月4日,这天是青年节,总政治部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八一厂的筹备委员会。

肖华任筹委会主任,并责成陈沂具体负责,做好筹备工作。八一厂也是坚持“一面建厂,一面生产,稳步前进”的原则展开工作。

1951年秋,八一厂出品了第一部反映由刘伯承、陈毅两位司令员指挥诸兵种合同战术演习的大型军事教育片《河川进攻》,获得了部队的一致好评。

1952年8月1日,建军25周年这天,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

50年代,在罗荣桓倡议和肖华具体主持下,总政治部先后创办了《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歌曲》、《解放军战士》等报刊。

总政治部还创建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博物馆、文化供应站等单位,出版了《志愿军一日》、《老红军英雄传》、《星火燎原》等大型丛书。

这些工作,对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及宣传人民军队,鼓舞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培养专业文艺,体育人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罗荣桓的关心和肖华的指导下,解放军50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体人才和文艺作品,他们用自己的才艺,丰富了部队的生活。

到这里,总政治部陆续组建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歌舞团、话剧团、歌剧团、杂技团、曲艺团、越剧团、评剧团、京剧团、军乐团、解放军文艺社、八一体工大队等单位。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曲家、画家、导演、演员、运动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罗荣桓敏锐地意识到,宣传正义,歌颂英雄,是总政治部必须要做的工作。在罗荣桓的指示下,肖华积极展开工作,总政各文艺团体竞相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服务。

总政治部多次组织慰问团赴朝鲜演出,把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全国军民的关心,带给在朝鲜前线奋力杀敌的自愿军战士。

就这样,在罗荣桓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几年时间里,解放军精神文化领域“百花齐放”,广大战士更坚持党的领导,文化素质也大大提高。

为提高部队的文化素养,罗荣桓积极倡导向文化进军。后来,中央军委发出《部队文化教育大纲》的文件。罗荣桓和总政治部引导部队战士要以党史为线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

在刚刚建国的时候,广大解放军战士的文化教育水平很低,很多人都没有上过学。但要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就必须提高部队的文化素养。

罗荣桓从解放军的实际状况出发,认为要提高部队的军政素养,首先应当抓文化教育。

据统计,在广大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在干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8%,其中仅文盲和半文盲就占了30%。不少连队要找个文书、司务长都很困难。部队装备了一些新式武器,干部、战士使用起来很吃力。

1950年6月,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驻沪防空部队虽然已经装备了比较先进的高射炮。但因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低,对它的性能和数据计算还不能熟练掌握,有时在战斗中就错过了战机,不能充分发挥武器的作用。这种文化水平低的状况和现代化建军的要求,显然是一个突出矛盾。

1950年,罗荣桓主持总政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并详细修改后,于8月1日签署颁发全军。

这是向文化进军的一次大战役,罗荣桓所领导的总政治部就是这次战役的指挥部。“建军备战学文化”成为部队响亮的口号。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军调配了文化教员5万多人,陆续开办了速成小学200多所,速成中学60多所,抽调大批骨干包括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和英雄模范离职学习。

在职人员也按文化水平组成不同班次参加学习。总政治部统一制订了具体的教育实施方案,编印了几百万册各种文化学习课本,连学习用的纸张、黑板等物资保障也都做了具体安排。

1951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从1952年6月至1953年5月,全军的教育、训练,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开展以扫盲为重点的学习运动,要求在一年内,扫除指战员中的文盲,并将初小和高小毕业者分别提高到高小毕业和初中一年级的程度。

1952年,中央军委又发出了《部队文化教育大纲》的文件。毛泽东还批准保留12�8万名编余干部用于开办文化补习学校。

事后,从地方挑选了部分知识青年到部队担任文化教员。各军区部队也先后组建了文化补习学校。

在文化学习中,全军涌现出许多创造性的好经验。西南军区某军文化干事祁建华总结出了速成识字法,能在150课时左右,使一般文盲初步会认会讲1500到2000个汉字,受到战士们的欢迎。

总政治部很快向全军推广了这一学速成经验。接着,速成识字教学法、速成写作教学法、速成算术教学法等行之有效的经验也相继涌现,总政治部也都及时作了介绍交流。

这些来自群众实践的经验,缩短了教学进程,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普遍推广和运用各种“速成”经验的同时,罗荣桓又多次授意总政治部发出文电,提出:

必须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文化教育的方针。所谓速成,不仅要“速”,更要“成”。要防止贪多冒进,防止只搞突击而不注意巩固,只看眼前的需要而不重视学习的系统性等偏向。各种“速成”的方法,都是在一定问题、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不能片面夸大,使它变成违反科学的东西。

这一时期,少数单位也出现了行政管理和军事纪律松懈的现象。有一个营在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一个小时队伍还集合不起来。

有个连队火炮长期不擦,竟让小鸟在炮筒里垒了窝,让部队领导哭笑不得。有的干部就说:“这是因为文化教育搞多了……”

罗荣桓对这种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他对总政治部的人说:“不应该把严格的军事管理与完成文化教育的任务对立起来。”

他说:“纪律松懈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存在游击习气,在工作中缺乏严格的要求,不重视建立正规的生活秩序而造成的。”

他接着又说:“当然,这和某些领导干部对文化教育这个正确的方针在执行上发生了若干偏差,工作单打一,只抓文化学习,过多地抽调干部离职学习有关系。”

他最后表示:“因此,解决的办法首先是加强教育,提高严格执行军事纪律的自觉性,同时也要学会科学地安排工作。”

到了1953年,经过全军上下两年多的努力,部队文化水平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军战士由原来80%是初小以下文化水平普遍达到初小毕业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至初中的水平。

1953年下半年以后,文化教育逐步转入经常化,在巩固的基础上坚持下去,继续提高。这就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

1951年1月,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的意见,制定了部队政治教育的规划,规定把政治理论教育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建立部队学习制度,加强学习领导。

在一段时间里,部队中普遍流行着一句简单的口号:“一年一门,三年三门”,全军上下,掀起了一股学习政治理论的热潮。

1951年11月,全军第二次宣传文化工作会议按照罗荣桓的意见,提出了“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理论教育方针。

1952年11月,傅钟副主任在全军学校政治理论教育座谈会上具体解释了这一方针。针对有些人认为系统学习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急躁情绪的状况,他明确指出:

理论学习往往并不能像“立竿见影”那样,所以,过分性急的要求是办不到的。

傅钟这一讲话后来在《八一》杂志上发表。

可以说,建国初期,以罗荣桓为主任的总政治部,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认真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解放军在社会主义新时期进行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彭德怀提出国防战略方针

1956年3月6日下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国防部大楼正式开幕,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宣布开始后,彭德怀开始作主题报告。

彭德怀在会议上作战略方针的报告,题目是:《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他在宣读讲稿过程中,间或插进一些解释。力求大家能够加深理解报告中的重要观点。

关于确定“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内涵,彭德怀用铿锵有力的话说:

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以及从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出发,我军应当采取的战略首先必须是防御的,而不是进攻的。但我们所采取的战略防御,必须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或单纯防御。

对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彭德怀在报告里作了详细的概括: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在战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

彭德怀对战争初期的这种战略设想,在当时是以美国为作战对象的,而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国防建设问题。他在报告中说:

为了使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得到切实的保证,我们就必须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对这些准备工作,有三个方面:

1、军队建设和国防设施。

2、战争动员准备工作。

3、建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

彭德怀这个报告,不仅系统地阐释了毛泽东和军委的战略指导思想,而且包含着他个人的丰富军事经验。在会议上经过讨论,上报中共中央,并得到批准下发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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